喜鹊尤如小说家——致周毅
喜鹊尤如小说家——致周毅 (第2/3页)
程就会事实终止。我很庆幸，曾经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写开头，不惜先后废弃足以构成一部时下热门的所谓小长篇的近二十万字。这种潜意识表达，足以证实我对小说高原的深深敬畏。
长篇小说神韵必须有优雅的。长篇小说风骨必须是高贵的。
在写作这部小说的早期和中期，我用的是另一个名字：《雪杭》。它来自那年冬天，在杭州遇上的一场大雪。“圣”的概念明晰之前，曾经有过多次，突然中断正在进行的写作，怔怔地为自己创造出“雪杭”这个词而不知所措。我很偏爱它，却不晓得是否真的合适。随着书写的进展，女儿也出生了。在她长成一副小女生的模样后，我们送她到东湖边的一所芭蕾舞学校进行训练，真实想法是希望纠正女儿那长得不甚理想的腿形。女儿的芭蕾舞教师名叫奥丽加，是俄罗斯圣彼得堡芭蕾舞团的演员，因意外受伤才转而从教。学芭蕾舞的女儿不够天鹅的份，只能称作“咪咪鹅”。每逢上课，奥丽加总是提前来到练功房，以一系列的独舞作为热身。那种惊人的优雅，不用说当家长的成年人，就连三五岁的“咪咪鹅”们也会情不自禁地站在门外，不敢有任何多余的声音或动作，唯恐有不当打扰。练习课结束，奥丽加同她一群“咪咪鹅”互致告别礼，当家长的便会带着孩子离开。很久之后，我们才在无意之中发现，与孩子们别过了，奥丽加收拾起自己的舞蹈服，在胸前划一个十字后，必定会回到练功房正中央，行一个深深的谢幕礼。有时候，几个担任助教的中国女孩尚在一旁说着课后的闲话；有时候，还有因故没有走开的家长和孩子。最是在那些人去练功房空，只有奥丽加独自一人的时刻，这种充满感恩的谢幕，哪怕已经重复过一百次，仍旧百倍地让人震撼不已。曾经在阅读中见到类似的文学描写，在亲眼目睹这一幕之后，才算真的明白，这些绝非只是对艺术的由衷热爱，而是往心灵深处引领的一种圣洁。那一瞬间，我突然想到，自己正在书写的这座小镇也应该冠名：圣天门口。
优雅是一种圣，高贵是一种圣，尊严也是一种圣。一个“圣”字，解开我心中郁积八百年的情结。对圣的发现，不只让这部小说拨云见日，更是使其挺起人在历史中的风骨，哪怕是马鹞子这一类的命运，也不再被历史抛弃。身为书写者，如果没有小说中日益彰显的优雅、高贵与尊严时刻相伴，信息时代的六年沉默，就会形同六年苦役。年复一年不与外界接触的书作，因为有了圣，才不枯燥，才有写小说二十几年来，最为光彩幸福的体验。很佩服你一下子就从洋洋百万言中，抓住马鹞子的“轻轻一死”。也很奇怪，每当多数人集中挑剔小说中的某些地方，总是你在没有半点沟通的前提下，道出我之所以如此书写的真相。那个马鹞子前半生是何等威风，如何让他死去是一个很困扰的问题。一开始写成这个样子，没有一点刻意，本想先这样交代过去，留待后来再做修改。想不到这就是他的命运，后来几次尝试都失败了，再多的文字，也比不上这“轻轻一死”。我把这一点当成马鹞子个人命运中的优雅与高贵，一个人生前做不到的，用最后的死亡来实现了。
如果不是“轻轻一死”，难保马鹞子不会重陷旧时文学怪圈，继续在反面人物形象的认识中无法自拔。有了这最后的优雅与高贵，先前的马鹞子，便羽化登仙一般轻轻地化去，连同所有的仇恨，豪杰一生竟然比不过那阵短短的清风，换来些永久的感化。一般人都会将俄罗斯女孩譬如成美丽的白天鹅。教芭蕾舞的奥丽加，在空无一人的练功房中行一鞠深情的谢幕礼后的离去，被我在心里与马鹞子的“轻轻一死”混为一团。那些同样渐行渐远的身影，留给我们的是毫无二致的一串串比飞翔的天鹅还要感伤的梦想。
还有一种优雅。童年时期为我留下许多终身无法释怀的记忆，其中又以“地主婆”为最深刻。在我心里还来不及建立优雅与高贵的概念的时期，这些被孩子们称之为“地主婆”的女人，政治地位已经低得不能再低了，就连牙牙学舌的乳牙小儿也敢跟在身后，一声声地叫骂。奇怪的是，只要地主婆们一回头，孩子们就会望风而逃。“地主婆”们什么动作也不做，就算开口，也只能轻轻地说：你们这些细伢儿！当年不懂心中胆怯从何而来，是因为年纪太小。大了之后，多数时候记不起来，偶然记起来了，心里怦然一响，多年来的生活匆匆也没想到需要细细思量。假如没有这长达六年的书写，这种对自己的灵魂必不可少的梳理，不晓得又会延缓到何时。雪家女人形象来自我太太仅存的那张外婆照片。往深处追究，外婆身着旗袍的照片是一扇门，居住在门后的，正是那些童年中活生生的“地主婆”。那个时代的“地主婆”，家境破败到极点，全家老少聚在一起，也见不到一件完好的衣服。在乡村，穿破衣服的人很多。“地主婆”的区别在于，她会将衣服上大大小小的窟窿补得整整齐齐，错落有致，男人也好，女人也罢，眼睛有多干净，脸上就会洗得有多干净。优雅与高贵是人世间无法剥夺的精神资源。拥有这种资源就等于拥有巨大的魅力，旧时代的那些孩子，怎么会在“地主婆”面前胆怯哩，是突然出现的这种魅力，让他们因不知为何物而惊慌失措。对小说的审美表面上存在着千差万别，能否尝试和鉴识这种让无知者手忙脚乱头皮发麻的优雅与高贵，是最为需要和不可或缺的核心。小说的兴起，一定是此二者天衣无缝地结合到书写者的笔下。小说的衰落，也一定是此二者在书写者心里率先沦陷和沦丧。
写小说时，我有一道心理防线，从不肯接受以北京俚语为主要因素的各种粗鄙的流行用语。无论它如何甚嚣尘上地表达出人与人之间的强烈亲近感和时髦相。我还会喋喋不休地诘问，作为政治和文化中心的首都之城，不去升华既有的民间人文精髓本来就是大错，那些在此基础上变本加厉制造文化垃圾的行为，就应该挨天堂里老袓宗的鞭挞了。不记得是谁写的，只记得那本书名《被委以重任的方言》。就算是望文生义吧，起码对这句话我是深有同感。有人评价说，我在《圣天门口》起用了大量的方言土语。其实不然，常用的方言词汇也就二十来个：汰衣服、掇东西、啸水、阊风、打野、落雨、落雪、往日、昨日、今日、明日、后日、嘎白、晓得、吊诡、嗍几口，如此等等。这些较为典型的鄂东方言，与当下常用的同义语对比，明显具备高出一筹的优雅。这种特质犹如定海神针，一旦出现，就会让人觉得无所不在。仰仗民间人文底蕴的长篇小说，不可以视流行俗语为至宝。
在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威风凛凛》的开头，讲过这样一个故事：牧师和修女在路上走着，天上掉下一滴鸟粪，正好落在牧师的头上。牧师骂了一句：他妈的！一旁的修女于是提醒，这样粗俗，上帝会发怒的！一会儿，又有飞鸟将一滴鸟粪撒在牧师头上。牧师忍不住又骂了一句。修女当然又要提醒。等到第三只鸟飞来，第三次重复先前的那些时，天上突然响起一声惊雷。修女应声倒在地上。牧师正在发愣，忽然听到空中传来上帝的声音：他妈的，打错了！故事讲的正是小说的处境——是像修女那样优雅地死去，还是像牧师那样粗鄙地活着？有人担心，我是不担心的。想想上帝最后说的那句话，这世界有许多貌似不可逆转的事情，其实是一场错误。不要以为上帝每天都犯错误，也不要以为上帝真的能够宽容普天之下的一切过失。上帝说过粗话骂过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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