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善与教化
行善与教化 (第3/3页)
义的斋戒‘行善’。”
可见“行善”固然要紧，“教化”更能契合佛心。像我每年在各地救济穷苦，但许多人拿了赈济品之后，不但没有谢意，而且丢下一句：“下一次东西要再多一点啊！”那种贪求无厌的样子，真是令人慨然！
我也尽力养老抚孤，但一些人在舒适的生活起居中，仍经常争吵不断，那种嗔心炽盛的样子，委实让人叹息。无怪乎西哲有云：“给他一张桌子，不如给他一块木板，教他如何做成器具。”所以，一九八八年，我举办“送爱心到泰北”活动，借着运送物资之便，发起“以设立工厂来代替救济”，承蒙泰北第三军军长的女儿李健圆小姐深表赞同，多次为此到台湾来募款，我也鼓励信徒给予支持赞助，可惜力量渺小如我们，仍如杯水车薪，无法解决问题。我也曾经多次到兰屿、绿岛、小琉球等地举行冬令救济，事后看到当地同胞心灵上的空虚仍然无法解决，令我体会到古人所言“救急不救穷”，诚乃经验之谈，想起“慈济功德会”在世界各处济贫救苦，功德无量，应该也深有同感，希望各界继续给予鼓励支持。
记得有一次信徒座谈会上，陈秋琴师姐举手发问：“‘行善’与‘教化’孰轻孰重？”慈容法师答道：“‘行善’就好像孩子哭闹不乖的时候，父母塞给他一颗糖吃，使能暂时止啼；‘教化’则好比父母花时间耐心教导孩子做人处事的道理，让他了解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能做。”陈师姐很有慧根，一听就了解到“行善”与“教化”的分别，从此多少年来，与夫婿刘招明居士两人出钱出力，护法卫僧，不遗余力。
也有人问我：“从事救济事业和建筑寺院孰轻孰重？”我觉得不必互相比较，因为众生各有所需，吃饭配菜固然可以当饱，喝牛奶吃面包同样也能充饥。我一生在五大洲建立一百多个道场，我觉得都不是居家，而是教化人心的学校，一个灰心失意的人进寺院拜了佛之后，往往能够鼓舞精神；一个事业受挫的人听到法师的一句开示，或许可以重建幸福人生。所以我常说：“寺院像加油站，能为人加油；寺院像发电厂，能为人充电；寺院像百货店，能让各人选取所需的佛法；寺院像医疗所，能诊治心病；寺院像慧命家，能长养心灵所需的养分。”寺院对于一个人如此重要，难道不是在“行善”吗？因此“行善”也好，“教化”也好，在我看来都是同等的重要。
然而，世间就是因为有很多分别，才会产生许多纠纷，如果能将“行善”与“教化”看成人之双臂，鸟之两翼，“行善”与“教化”不都是一样的吗？像我在荷兰建寺的因缘，是因为当地一个即将临终的老婆婆和儿子说：“如果没有出家人为我往生助念，死了我也不甘心。”后来她的儿子找到罗老居士念经，罗老居士又找到佛光山，千里迢迢请我去建寺安僧；澳洲许景河的女儿发生不幸的意外，中天寺法师给予种种支持，让他感觉到佛寺道场对于当地家庭、居民的重要性，此后学佛更加虔诚；还有许多旅行的人到新西兰有了一些意外，常常得到佛光协会干部们的各种协助，因而激发他们要在各地建寺；旅美企业家陈正男夫妇也是有感于我为他的父亲往生前往诵经祝福，后来不但资助佛光山各地道场及佛光大学图书馆的兴建，而且对佛教的文教事业热心捐输。佛光山许多道场及事业的兴建就这样先从“行善”开始，能进一步达到“教化”的功用。
有鉴于“行善”的重要，我在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下设有“慈善委员会”、“急难救助委员会”，后来，台湾佛光总会里面也成立“慈善委员会”、“急难救助委员会”。有人问我：“为什么设立那么多种慈善的单位？”我告诉他：“‘行善’还怕多吗？”最近巴布亚新几内亚因海啸而造成灾难，佛光会用直升机载救济物品前往赈灾，中南美洲哥斯达黎加、尼加拉瓜等国的风灾，佛光会也几次用货柜运送粮食前往济苦。《华严经》云：“但愿众生得离苦，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这一点点的善心美意，能让他们沽上一点法缘，能让他们生起追求真理之心，从此寻得人生的方向。更祈愿这一点点的财施回向给十方一切众生，让大家能够究竟离苦，共成佛道，则于愿足矣！
总之，“行善”是“教化”之初阶，“教化”是“行善”之究竟。今天我们的社会所普遍缺乏的，既不是丰盛的物质，也不是繁华的街市，而是“行善与教化”的心意及行动，所以目前我在各地提倡“三好运动”——说好话，存好心，做好事。如果大家能从彼此的关怀做到彼此的劝勉，从物质的共享做到思想的交流，从慈善的广被做到文教的发展，从环境的美化做到心灵的净化，相信我们的社会必定会更加安定和谐，我们的国家必定会更加富强康乐。
（一九九九年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