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 求索社会真谛
十三 求索社会真谛 (第3/3页)
一般尊孔复古逆流。它实质上是当时的中国人民缺乏一种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向现代化转型。1916年，康有为上书北京政府，建议定“孔教”为国教并列入宪法。这立即遭到了先进知识分了的抨击。1916年，陈独秀撰文指出：“儒者三纲之说，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源”所提倡的是“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也。”⑿吴虞指出：“儒家以孝悌二字为二千年来专制政治与家族制度联结之根干”，使中国“终颠顿于宗法社会之中不能前进。”⒀鲁迅1918年5月发表《狂人日记》，揭露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而他的《我之节烈观》一文中号召“要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苦痛的昏迷和强暴。”这样，反孔还涉及到妇女解放、家庭婚姻、男女平等及个性解放等社会问题。
第二阶段的第三方面内容是提倡“文学革命”。“文学革命”的主要内容是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其代表人物一为胡适，主要从文学语言和形式方面谈论文学革命，一为陈独秀，主要在文学内容上谈论改革方针。1917年，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主张文学改良主义从八事入手，即“需言之有物、不摹仿感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痛之**、务去滥调套话、不用典、不讲以仗、不避俗字俗语。”⒁陈独秀从文学内容上提出了自己的革命主张，即“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⒂他们二人的主张影响巨大，深深影响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乃至于今日，仍对我国文学之发展产生影响。
新文化运动的第三阶段应是1918年—1919年5月4日是。它是从作为启蒙运动的新文化运动从旧民主主义启蒙转向新民主主义思想启蒙的阶段。其基本内容逐步从宣扬西学转为宣扬马克思列宁主义。1917年11月7日爆发的十月革命，使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将学习和向往的目光从西方移到了苏俄。李大钊就是这样一位知识分子，他在1918年—1919年间，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系统地介绍马列主义。类似的人物，如陈独秀、钱玄同等都经历了这种转变。这样，新文化运动作为旧民主主义思想启蒙受到压抑，似乎终结了。然而，新文化运动作为文化复兴的一部会并末终结，它仍以新的形式和内容在新的文化生态环境中继续。新文化运动受到谁的压抑？是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压抑还是“救亡”的压抑？
（三）新文化运动的成就和不彻底
新文化运动，就其成就而言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促进了民主与科学在中国的发展。中国当时尚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封建传统文化仍顽固地阻碍现代文化的发展，绝大多数中国人尚不知民主科学为何物。新文化运动的斗士们视传统文化为中国贫弱之根源，意欲通过反传统、引进西方文化达到除祛病垢、强国御侮的目的。他们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不仅启迪了当时的一些中国人，至今仍引导我们追求民主与科学。
第二、批判了封建伦理道德，促进了新道德的发展。代表中国封建道德的封建礼教不仅限制个性自由违反人性，而且它严重阻碍了民众现代心理基础和思维方式的进步。
第三、促成了文言文向白话文转换，旧文学向新文学的转换。文言文显然已不符合现代文明的要求，因为它难已准确表述，而旧文学不适合新形式下文学世俗化之要求。
第四、促进了教育的改革。教育经历新文化运动之后，无论从教育的形式还是内容都有巨大改变。其明显改变是自然科学占据比重增大及儒学内容大为减少，它有利于智能文化和物质文化的发展。
无庸讳言，新文化运动仍有许多不足，而它的最大不足在于其不彻底性，即作为文化复兴运动，它的深度与广度均不够，还未达到现代社会之要求。新文化运动并未完成文化上的破旧立新任务。它虽然破坏了传统文化，但并未使它所倡导的启蒙精神在社会中、在文化中扎根。事实上，中国当时正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不存在培育启蒙精神的土壤，难以培植起启蒙精神。相应的，在外患与内乱并存的动荡局势下，科学与民主的呼声不仅显得苍白无力，而且显得“不合适宜”。因此，当列强进逼之时，反帝与救亡的呼声就淹没了启蒙的旋律。因此，启蒙作为中国文化复兴的一部分是历史上尚未完成的课题，它应在中国文化复兴的大环境下尽快完成这一课题。从思想文化层面上讲，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传统文化危机和其倡导的文化启蒙，实质上提出了中国思想文化现代问题。
从文化、教育、民主、科学三方面考察新文化运动的不彻底性，则更能说明问题。从广义的文化角度讲，这一期间，文学上虽有《焚剑记》、《春梦留痕》、《狂人日记》、《孔乙己》、《药》、《战地莺花录》等到力作，但缺乏《十日谈》、《庞大固埃》（〈法〉拉伯雷著）、《乌托邦》（〈英〉托马斯•莫尔著）、《罗密欧与朱丽叶》等世界级名著，且缺乏人主义思想；政治、虽有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一批思想家，但缺乏像《君主论》（〈意〉马基雅弗利著）、《新工具》（〈英〉培根著）、《论法的精神》（〈法〉孟德斯鸠著）等到系统的、深刻的政治著作；艺术方面亦缺乏名作和大家……人民主角度讲，新文化教育运动或许促进了中国人的民主意识和形成和以后的政治架构，但包括启蒙者本人在内的绝大部分中国人并未对民主产生正确认识。即便是孙中山也“自己以救世主的姿态对待人民”认为“中国人民长期处于专制之下，有很深的奴性，只有通过训政才能逐步培养起人民的自主意识。”⒃许多政治家和政治思想家者未意识到“民主的”关键在于公民必须是“民主主义者”，以他们能够完全自由地支持和发挥其政治功能为前提。⒄更不用说普通老百姓思想和意识中的民主了。最典型的事例是，在距当时政治中心的北平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叫野山坡的地主，其居民在民国十八年后才知道有民国，更不知民主为何物。⒅就是今天，多数中国人其实还难已理解民主的实质。
科学在中国当时大多还只是理论上的在教育中可以学习的知识，这状况比清朝确实是不小的进步，但比起西方来，就差得太远了。
（四）文化复兴，民族复兴的前提
诚如前所述，新文化运动的终结只是它作为旧民主主义思想启蒙运动的终止，但作为文化复兴而言，思想启蒙，民主、科学等各方面仍在继续。
目前，中国社会正处于向现代化转变的转型期，而要实现社会转型，离开相应的现代文化那将是不可想象的。社会的发展（其中包括政治、经济等）的根本的内在动力是文化，因为文化不仅对社会发展提供精神智力支持，而且它是维系社会团结的共同的民族心理基础。
文化复兴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中国文化如何走向现代化的问题。它必须会遇到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如何处理中西文化。即如何借鉴西文文化？西文文化能否在中国生根，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第二、如何处理古今文化。即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实质是如何对待原生态文化，使其更加适应现代化的问题。
第三、如何处理世俗文化与价值文化的问题。世俗文化指能给人带来现实功能的文化，如技能性文化，实用性文化、娱乐性文化等；而价值文化则主要指能反映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的文化形式，如基础科学、人文学说、伦理道德、高雅音乐等。⒆
对第一个问题来说，答案应当是肯定的。中国文化长期落后于西方，当充分吸收其营养，而不应当一味带着排斥心态。特别是西方分析性思维方式应当充分认识，然后改造中国综合性思维方式，使二者有机结合，西方众多的哲学家思想，特别是现代思想必有其可取之处。我们应当予以充分的关注及吸收，而中国儒学已远隔两千多年，一味抱残守缺排斥新思想的态度并不可取，我们应以现代西方哲学特别是马克思、黑格尔、萨特、卢梭等人的思想为主，兼以吸收儒学或其它中国传统哲学的合理内核；西方民主思想我们应给予更多关注，因为我们正面临这个尚未完成的课题。在处理中西文化关系问题时，我们应据我们的时代，创造高于二者之和的新的文化。
对于第二个问题，回答也是肯定的。古代文化与现代文化能相通之处，亦有相异之处。对相通之处应以保留，对己不合时适的部分应予以舍弃。如作为国粹的京剧，其过于程序化的特点必须改变，才能得到进一步发展。
对第三个问题，我们应当鼓励价值文化，因为它是人类社会生存的精神基础，但也应鼓励无害的实用的娱乐的世俗文化，因为它是人类真正幸福生活不可缺的因素。
（五）文化复兴是当务之急
中国文化复兴不仅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而且在今天它遇到了难得的迅速走向繁荣的难得机遇。它首先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持续二十多年的经济高度增长，社会进步，它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和综合素质。我国高校只需保持年增长3%的速度，那么到2022年，高校在校人数将达1350万人（相当于美国1995年的规模），大众化可望在2010年内完成。这为文化复兴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它其次得益于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崛起。今天，穷国与富国差距就是在掌握知识方面的差距。⒇我国与美国在工业方面的差距要以几十年计，而在信息方面的差距不过几年，我们兴奋的看到，在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时代，我们可以跨越式前进，在文化复兴的前提下加速赶上甚至超过西方，由此看来，文化复兴是我国社会民展的迫切需要。第三年有利于文化复兴进入繁荣阶的因数是我国正处于转型期。伴随着中国向现代化社会的转型，中国文化也需要从传统分化向现代文化彻底转型。美国当代著名现代化专家英格尔斯曾指出：“那些完善的现代制度以及伴随而来的指导大纲、管理守则，本身是一个空躯壳。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的民展是不可避免的。”（21）这段话告诉我们，一个民族的精神文明，精神现代化是这个民族复兴的基石，而精神现代化、精神文明之主要内容就是文化，可见，社会的转型急需文化复兴、繁荣。
当我们充分考虑到我们正历的这个社会中文化发展的轨迹，我们得到最后的结论：中国正经历一场伟大的文化复兴，其起点为新文化运动，其重要平台是真正的大学，其高潮即将来临；伴随中国文化的复兴，中华民族必将雄居世界东方！
结论是：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经济上从农业国转到工业国，政治从传统政治文明转到现代政治文明，文化上也要从传统文化转向现代文化；中华民族正在经历伟大的民族复兴，而中华民族要复兴首先要实现文化复兴，这种复兴的文化既要开放、现代，又要兼容传统的优秀文化遗产，以适应现代化的中国……
龙星慷慨激昂地讲了两个小时，他讲演完毕后，还慷慨激昂地说：“我们处于一个文化复兴和中国复兴的时代，有机会的话可以直接参与国家的建设，包括制度建设，没有机会也要启迪当代的中国人！”话音刚落，掌声就响了起来，龙星表示感谢。胡白云教授说：“龙星讲的真不错，上下几千年，纵横几万里，确实下了一些工夫，如果要认真研究下去，非得几百万字不可！不简单啊，论述精彩，呼吁也切合时代需要。后生可畏啊！下面请各位同学发表看法。”
同学们没有想到龙星的发言包括这么大的信息量，一时间不知道从哪里评论起，约有一分钟没有人接着评论。黄牛新近看了一些关于儒家文化的文章，尤其是一些关于新儒教的问题，正好在这里反对龙星的观点，因此他说：有人说新儒教应当是复兴的文化的精髓。我觉得很有道理。
龙星不同意说：“儒家文化讲究抽象设喻、类推，具有系统性、类比性，但是缺乏分析性。而且儒教很多观念并不清晰，比如说什么是孝，几个人问孔子，他作了几次不同的回答，显得其内涵并不确定。后人牵强附会认为他是因人而已的回答。这实际是把外延当内涵，也是逻辑紊乱的表现。关于中庸的说法，现在很多专家的讲解，也是附注了自己的理解，甚至是加入了其他哲学家社会学家的思想。但是，现代社会都已经数字化了，儒家的不科学的思维方式，特别是中庸之道不能够适应现代社会。因此新儒教不能成为新文化的精髓，只能够成为新文化的补充。所谓新儒教很多是对传统儒家思想的牵强附会的引申、扩展和依据新的情况作出的一些解析。有的故意避开儒家文化中的消极因素，而对其中有积极意义的又作出过度的解释。比如说孝文化中有割股疗亲的愚蠢行为，新儒学就不提，反而扩大孝的对象并作出很高的评价。其实，正宗的儒家孝文化并不是这种意义。”况且，孔子生活的时代和我们有两千年的时间距离，两千年来科学技术、人类社会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我们作为现代人怎么能够不去创新和超越前辈，反而以儒家学说为精髓呢？大家议论一番，觉得龙星讲得很有道理。之后，大家又谈了一些其他的相关的问题，课程就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