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第2/3页)

着这篇讲话指引的文艺道路前进。在这十年间,丁玲在从事革命工作的同时,创作了大批作品,包括诗歌、小说、戏剧、速写和报告文学。这确实都是如毛**所号召的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的文学。例如,初当红军时所写的《到前线去》、《彭德怀速写》、《东村事件》、《一颗未出膛的子弹》;挺进山西时所写的《冀村之夜》、《河西途中》、《临汾》、《孩子们》、《马辉》、《西安杂谈》、《压碎的心》、《重逢》、《河内一郎》;在延安后方所写的《新的信念》、《我在霞村的时候》、《入伍》、《十八个》、《二十把板斧》、《在医院中》和《田保霖》、《三日杂记》、《记砖窑湾骡马大会》以及《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等。在这些作品里,她为读者展现了自己所耳闻目睹的红军将领和战士,前线的干部和受尽苦难与屈辱却勇于反抗、不怕牺牲的人民,还描写了后方欣欣向荣的景象和劳动模范,还有反战的日本士兵。她的这些作品,虽然大都写得匆匆,来不及精雕细琢,却皆满怀战斗的激情,充盈着对笔下人物的同情和热爱,洋溢着凛然的大气和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的精神。对于当时广大的中国读者,它们不但是来自前线、来自新世界的宝贵信息,而且是鼓舞他们信心和勇气的飘扬自北方的猎猎战旗。

    在陕北,丁玲先后担任过中国文艺协会主任、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副主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主任委员等领导工作,主编过《解放日报》文艺副刊。她通过自己的工作,跟当时的革命文艺工作者一起,不仅把左翼文艺运动的努力继续往前推进,而且在毛**文艺思想的光辉照耀下,为中国人民革命文艺的发展奠定了更坚实的基石。

    而抗日战争的胜利带来丁玲创作的又一转折,使她有可能开拓新的题材,把握新的样式,攀登新的高峰。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丁玲随军到了张家口。本来要到关外,但国民党蒋介石发动内战,交通一时中断,她便参加当地的土地改革工作队,到了河北怀来、涿鹿一带,最后在温泉村参加了土改的全过程。这是中国长期受到封建统治的地域所经历的深刻变革,是使地主阶级被推翻,而受剥削和压迫的农民却翻身做主人的伟大变革。它深深激动着丁玲的灵魂,促使她产生写一部长篇小说的强烈愿望。这就是1948年她完成并出版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过去只写过一部没有完成的长篇小说《母亲》,那其实是纪实性的作品。因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不仅是丁玲完成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当时反映土地改革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它在人民解放战争的背景中展开了北方农村阶级矛盾和冲突的图画,广泛地描写了具有典型意义的农村的许多不同的人物,鲜明而生动地刻画了他们性格各异的形象。至今人们读到这部作品,仍然可以感受到那个时代的历史氛围,仿佛这是那个时代的一面镜子。这部小说锻炼了丁玲驾御宏大题材的能力,并为她赢得了国际性的声誉。1951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周立波同样描写土地改革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荣获苏联**颁发的斯大林文艺奖金。

    新中国成立时,丁玲正当年富力强,在创作上她本应有更出色的成就,但她大量的时间都被文艺界的领导工作所占。她不仅担任党的文艺领导和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副**,还创办了中央文学研究所(后改名为中央文学讲习所),为国家培养青年创作人才。今天在新中国文坛上卓有成就的一些作家,如邓友梅、玛拉沁夫等都在这个文学讲习所学习过,亲自听过丁玲讲课,并得到她的辅导。她还主编过《人民文学》和《文艺报》。虽然如此,她还写了《欧行散记》和《粮秣主任》等作品,并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续篇《在严寒的日子里》写出了部分成稿,发表了其中的八章。然而,不幸竟悄然来到她的头上。1955年,她被作为“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遭到批判。1957年反右扩大化中,她又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被开除了党籍。从1958—1979年,长达二十一年的漫长岁月,她都在北大荒以及长治的农村度过,其间还曾被“***”一度关押到监狱里。

    然而历史毕竟是公正的。新的历史时期揭开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新的灿烂前景,也为丁玲的晚年开拓了文学创作的再度辉煌。

    1979年丁玲获得平反,回到北京。她立即又充满当年的热情投入文学事业中去。她除了创办大型刊物《中国》,出国到西欧、北美访问,短短数年中,她写出了《杜晚香》、《“牛棚”小品》、《访美散记》和缅怀瞿秋白、鲁迅、宋庆龄、贺龙、史沫特莱、茅盾、柯仲平、冯雪峰、胡也频等人的系列散文,写出了《魍魉世界》这样的回忆性作品,还重新写出原稿丢失的《在严寒的日子里》二十四章。此外,她还写了不少评论和理论文章,阐明自己复出后的文艺主张,对后进的青年作家勉励有加。也在这短短数年中,她还出版了《丁玲散文集》、《丁玲近作》、《风雪人间》、《魍魉世界》、《生活·创作·时代灵魂》、《我的生平和创作》等作品集和理论批评集。她仿佛不死之鸟——火中再生的凤凰,在我国文坛销声匿迹多年之后,又焕然发出耀目的光彩,翩翩翱翔,令世人为之瞩目。连美国文学艺术科学院也授予她名誉院士。她的作品被译为多国文字,在国外出版。

    新时期是建国以来社会主义文学发展得最好、成绩也最辉煌的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中,丁玲不但以自己辛勤的创作为文坛添光增彩,而且在改革开放、各种文学思潮的冲撞中,始终坚持正确的文艺方向,坚持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现实主义的文艺思想。

    三

    丁玲从投身革命起,始终是一位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革命现实主义的作家。

    1979年7月1日,她在一篇短文中写道:

    “党啊,母亲!我回来了,今天,我参加了政协的党员会。

    整整二十一年了,我日日夜夜盼望着这一天。为了今天,我度过了艰难险阻;为了今天,我熬尽了血泪辛愁。我常常在早晨充满希望,昂首前进,但到了晚上,我又失望了。何时能见到亲娘呵!哪年‘七一’,周围的同志们都兴高采烈,拥挤着去开会,庆祝党的诞辰。每当这时,我就独自徘徊在陋巷树阴,回想那过去战斗的幸福岁月,把泪洒在长空,滴入黑土。在那动乱的日子里,我是饱受磨难。好心人对我说:‘你死了吧,这日子怎么过?’我的回答:‘什么日子我都能过。我是共产党员,我对党不失去希望。我会回来的,党一定会向我伸手的。海枯石烂,希望的火花,永远不灭。’

    二十一年过去了,我看见一代代人的降生,一代代人跨进党的行列,可是山高路远,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到党里来呵!?

    二十一年,我被撵出了党,我离开了母亲,我成了一个孤儿!但,我不是孤儿,四处有党的声音,党的光辉,我可以听到,看到,体会到。我就这样点点滴滴默默地吮吸着党的奶汁,我仍然受到党的哺养,党的教导,我更亲近了党,我没有殒没,我还在生长。二十一年了,我失去了政治地位,但我更亲近了劳动人民。劳动人民给我以温暖,以他们的纯朴、勤劳、无私来启发我,使我相信人类,使我更爱人民,使我全心全意,以能为他们服务为幸福。今天,我再生了,我新生了。我充满喜悦的心情回到党的怀抱,我饱含战斗的激情,回到党的行列,‘党呵!母亲,我回来了’!”

    这真是句句血泪,情真意挚,感人肺腑的文字!它真切地表达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崇高胸怀和光明磊落的心声。也许后人会认为这是她的历史局限。但历史就培育过这样的人,一个无私地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党和人民事业的大写的人!尽管她受到那么多的委屈和伤害,她对党对人民始终满怀热爱和信赖,而且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以自己的文学创作,去表明自己的这种热爱和信赖!她始终不倦地宣传毛**文艺思想,主张文艺家应该深入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并坚持以自己的作品去描写和歌颂人民及其伟大的斗争,真诚地为人民服务。她始终关心人民的命运,特别是广大妇女的命运,始终以现实主义的笔触去描写他们。她后期的散文,笔墨于秀丽中见质朴,于自然中显洗炼,崇高的革命理想和充沛的革命激情,莫不见于字里行间。读来,感人至深。她最后重写的《在严寒的日子里》,不论在细节刻画的真实上,还是在典型人物和典型环境的描绘上,都更见成熟,于艺术上更为炉火纯青。可惜天不假以年,这部比《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更见功力,也更具史诗规模的现实主义长篇未能最后完成。这不仅是作家自己的遗憾,也是我国文学事业的遗憾!

    陈明同志在《丁玲文集》第八卷《〈风雪人间〉前言》中,这样写到丁玲的晚年:

    ……经过**的十年浩劫,她痛切感到,在大难之后,国乱民穷,历史赋予这一代革命作家的责任不是鸣冤诉苦,不是怨懑**。有良心、有责任感、重新获得了工作权利的作家、艺术家,在痛定思痛之余,应该总结教训,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统一认识,统一步调,动员和团结千百万人民,为党分忧,为民解愁,为振兴中华而戮力同心。丁玲就是这样想、这样做的。在生命的最后七年里,她争分夺秒,拿起搁置了长达二十多年之久的纤笔,先后写作并出版了八本共九十万字的新作。虽然这还没有完全实现她的创作宿愿,长篇《在严寒的日子里》没有能完稿,但我实在应该说,丁玲是心口如一、言行一致的,她因劳累而倒在自己的岗位上,她无愧于党和人民。

    文学本质上是一种崇高的事业。因为文学作品诉诸广大的读者,并以自己所传达的情操去感染人、影响人,去陶冶和美化人们的心灵。人们把作家看作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不是没有原因的。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从原始时代思想情感的贫瘠、粗陋,到今天内心世界的如此丰富与优美,与几千年来许多优秀文学作品的陶冶和影响分不开。所以,一个真诚的思想情感崇高的作家,对于广大读者是非常重要的。在我们的时代,丁玲正是这样一个思想情感崇高的作家。她对于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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