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回忆与随想

    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回忆与随想 (第2/3页)

这样,别的事我们全不管。这自然是秋白的主张,是秋白为着同剑虹的恋爱生活所考虑的精心的安排。

    因为是寒假,秋白出门较少;开学以后,也常眷恋着家。他每天穿着一件舒适的、黑绸的旧丝棉袍,据说是他做官的祖父的遗物。他每天写诗,一本又一本,全是送给剑虹的情诗。也写过一首给我,说我是安琪儿,赤子之心,大概是表示感谢我对他们恋爱的帮助。剑虹也天天写诗,一本又一本。他们还一起读诗,中国历代的各家诗词,都爱不释手。他们每天讲的就是李白、杜甫、韩愈、苏轼、李商隐、李后主、陆游、王渔洋、郑板桥……秋白还会刻图章,他把他最喜爱的诗句,刻在各种各样的精致的小石块上。剑虹原来中国古典文学的基础就较好,但如此的爱好,却是因了秋白的培养与熏陶。

    剑虹比我大两岁,书比我念得多。我从认识她以后,在思想兴趣方面受过她很大的影响,那都是对社会主义的追求,对人生的狂想,对世俗的鄙视。尽管我们表面有些傲气,但我们是喜群的,甚至有时也能迁就的。现在,我不能不随着他们吹吹箫、唱几句昆曲(这都是秋白教的),但心田却不能不离开他们的甜蜜的生活而感到寂寞。我向往着广阔的世界,我怀念起另外的旧友。我常常有一些新的计划。而这些计划却只秘藏在心头。我眼望着逝去的时日而深感惆怅。

    秋白在学校的工作不少,后来又加上翻译工作,他给鲍罗廷当翻译可能就是从这时开始的。我见他安排得很好。他西装笔挺,一身整洁,精神抖擞,进出来往,他从不把客人引上楼来,也从不同我们(至少是我吧)谈他的工作,谈他的朋友,谈他的同志。他这时显得精力旺盛,常常在外忙了一整天,回来仍然兴致很好,同剑虹谈诗、写诗。有时为了赶文章,就通宵坐在桌子面前,泡一杯茶,点上支烟,剑虹陪着他。他一夜能翻译一万字,我看过他写的稿纸,一行行端端正正、秀秀气气的字,几乎连一个字都没有改动。

    我不知道他怎样支配时间的,好像他还很有闲空。他们两人好多次到我那小小的过街楼上来坐谈。因为只有我这间屋里有一个烧煤油的烤火炉,比较暖和一些。这个炉子是云白买给秋白和剑虹的,他们一定要放在我屋子里。炉盖上有一圈小孔,火光从这些小孔里射出来,像一朵花的光圈,闪映在天花板上。他们来的时候,我们总是把电灯关了,只留下这些闪烁的微明的晃动的花的光圈,屋子里气氛也美极了。他的谈锋很健,常常幽默地谈些当时文坛的轶事。他好像同沈雁冰、郑振铎都熟识。他喜欢徐志摩的诗。他对创造社的天才家们似乎只有对郁达夫还感到一点点兴趣。我那时对这些人、事、文章以及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争论,是没有发言权的。我只是一个小学生,非常有趣地听着。这是我对于文学上的什么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写实主义以及为人生、为艺术等等所上的第一课。那时秋白同志的议论广泛,我还不能掌握住他的意见的要点,只觉得他的不凡,他的高超,他似乎是站在各种意见之上的。

    有一次,我问他我将来究竟学什么好,干什么好,现在应该怎么搞。秋白毫不思考地昂首答道:“你么,按你喜欢的去学,去干,飞吧,飞得越高越好,越远越好,你是一个需要展翅高飞的鸟儿,嘿,就是这样……”他的话当时给我无穷的信心,给我很大的力量。我相信了他的话,决定了自己的主张。他希望我,希望剑虹都走文学的路,都能在文学上有所成就。这是他自己向往的而又不容易实现的。他是自始至终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是一个文学家,他的气质,他的爱好都是文学的。他说他自己是一种历史的误会,我认为不是,他的政治经历原可以充实提高他的文学才能的。只要天假以年,秋白不是过早地离开我们,他定是大有成就的,他对党的事业将有更大的贡献。

    这年春天,他去过一趟广州。他几乎每天都要寄回一封用五彩布纹纸写的信,还常夹得有诗。

    暑假将到的时候,我提出要回湖南看望母亲,而且我已经同在北京的周敦祜、王佩琼等约好,看望母亲以后,就直接去北京,到学习空气浓厚的北京学府去继续读书。这是她们对我的希望,也是我自己的新的梦想。上海大学也好,慕尔鸣路也好,都使我厌倦了。我要飞,我要飞向北京,离开这个狭小的圈子,离开两年多一天也没有离开过、以前不愿离开的挚友王剑虹。我们之间,原来总是一致的,现在,虽然没有什么分歧,但她完全只是秋白的爱人,而这不是我理想的。我提出这个意见后,他们没有理由反对,他们同意了,然而,却都沉默了,都像有无限的思绪。

    我走时,他们没有送我,连房门也不出,死一样的空气留在我的身后。阿董买了一篓水果,云白送我到船上。这时已是深夜,水一样的凉风在静静的马路上飘漾,我的心也随风流荡:“上海的生涯就这样默默地结束了。我要奔回故乡,我要飞向北方。好友啊!我珍爱的剑虹,我今弃你而去,你将随你的所爱,你将沉沦在爱情之中,你将随秋白走向何方呢?……”

    暑假

    长江滚滚向东,我的船迎着浪头,驶向上游。我倚遍船栏,回首四顾,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独自长途跋涉,我既傲然自得,也不免因回首往事而满怀惆怅。十九年的韶华,五年来多变的学院生活,我究竟得到了什么呢?我只朦胧地体会到人生的艰辛,感受到心灵的创伤。我是无所成就的,我怎能对得起我那英雄的、深情的母亲对我的殷切厚望啊!

    在母亲身旁是可以忘怀一切的。我尽情享受我难得的那一点点幸福。母亲的学校放假了,老师、学生都回家了,只有我们母女留在空廓的校舍里。我在幽静的、无所思虑的闲暇之中度着暑假。

    一天,我收到剑虹的来信,说她病了。这不出我的意料,因为她早就说她有时感到不适,她自己并不重视,也没有引起秋白、我或旁人的注意。我知道她病的消息之后,还只以为她因为没有我在身边才对病有了些敏感的缘故,我虽不安,但总以为过几天就会好的。只是秋白却在她的信后附写了如下的话,大意是这样:“你走了,我们都非常难受。我竟哭了,这是我多年没有过的事。我好像预感到什么不幸。我们祝愿你一切成功,一切幸福。”

    我对他这些话是不理解的,因此,我对秋白好像也不理解了。预感到什么不幸呢?预感到什么可怕的不幸而哭了呢?有什么不祥之兆呢?不过我究竟年轻,这事并没有放在心头,很快就就把它忘了。我正思虑着做新的准备,怎么说服我的母亲,使她同我一样憧憬着到古都去的种种好处。母亲对我是相信的,但她也有种种顾虑。

    又过了半个月的样子,忽然收到剑虹堂妹从上海来电:“虹姐病危,盼速来沪!”

    这真像梦一样,我能相信吗?而且,为什么是她的堂妹来电呢?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样才好。千般思虑,万般踌躇,我决定重返上海。我母亲是非常爱怜剑虹的,急忙为我筹措路费,整理行装,我只得离开我刚刚领略到温暖的家,而又匆匆忙忙独自奔上惶惶不安的旅途。

    我到上海以后,时间虽只相隔一月多,慕尔鸣路已经完全变了样子,“人去楼空”。我既看不到剑虹——她的棺木已经停放在四川会馆;也见不到秋白,他去广州参加什么会去了。剑虹的两个堂妹,只以泪脸相迎;瞿云白什么都讲不出个道理来,默默地望着我。难道是天杀了剑虹吗?是谁夺去了她的如花的生命?

    秋白用了一张白绸巾包着剑虹的一张照片,就是他们定情之后,我从墙上取下来送给秋白的那张。他在照片背后题了一首诗,开头写着:“你的魂儿我的心。”这是因为我平常叫剑虹常常只叫“虹”,秋白曾笑说应该是“魂”,而秋白叫剑虹总是叫“梦可”。“梦可”是法文“我的心”的译音。诗的意思是说我送给了他我的“魂儿”,而他的心现在却死去了,他难过,他对不起剑虹,对不起他的心,也对不起我……

    我看了这张照片和这首诗,心情复杂极了,我有一种近乎小孩的简单感情。我找他们的诗稿,一本也没有了;云白什么也不知道,是剑虹焚烧了呢,还是秋白秘藏了呢?为什么不把剑虹病死的经过,不把剑虹临终时的感情告诉我?就用那么一首短诗作为你们半年多来的爱情的总结吗?慕尔鸣路我是不能再待下去了!我把如泉的泪水,洒在四川会馆,把沉痛的心留在那凄凉的棺柩上。我像一个受了伤的人,同剑虹的堂妹们一同坐海船到北京去了。我一个字也没有写给秋白,尽管他留了一个通信地址,还说希望我写信给他。我心想:不管你有多高明,多么了不起,我们的关系将因为剑虹的死而割断,虽然她是死于肺病,但她的肺病从哪儿来,不正是从你那里传染来的吗?……

    谜似的一束信

    新的生活总是可爱的。在北京除了旧友王佩琼(女师大的学生)、周敦祜(北大旁听生)外,我还认识了新友谭慕愚(现在叫谭惕吾,那时是北大三年级的学生)、曹孟君(我们同住在辟才胡同的一个补习学校里)。我们相处得很投机,我成了友谊的骄子。有时我都不理解她们为什么对我那么好。此外,我还有不少喜欢我或我喜欢的人,或者只是相亲近的一般朋友。那时,表面上,我是在补习数、理、化,实际我在满饮友谊之酒。我常常同这个人在北大公主楼(在马神庙)的庭院中的月下,一坐大半晚,畅谈人生;有时又同那个人在朦朦胧胧的夜色中漫步陶然亭边的坟地,从那些旧石碑文中寻找诗句。我徜徉于自由生活,只有不时收到的秋白来信才偶尔扰乱我的愉悦的时光。这中间我大约收到过十来封秋白的信。这些信像谜一样,我一直不理解,或者是似懂非懂。在这些信中,总是要提到剑虹,说对不起她。他什么地方对不起她呢?他几乎每封信都责骂自己,后来还说,什么人都不配批评他,因为他们不了解他,只有天上的“梦可”才有资格批评他。那么,他是在挨批评了,是什么人在批评他,批评他什么呢?这些信从来没有直爽地讲出他心里的话,他只把我当作可以了解他心曲的,可以原谅他的那样一个对象而絮絮不已。我大约回过几次信,淡淡地谈一点有关剑虹的事,谈剑虹的真挚的感情,谈她的文学上的天才,谈她的可惜的早殇,谈她给我的影响,谈我对她的怀念。我恍惚地知道,此刻我所谈的,并非他所想的,但他现在究竟在想什么,为什么所苦呢?他到底为什么要那么深地嫌厌自己、责骂自己呢?我不理解,也不求深解,只是用带点茫茫然的心情回了他几封信。

    是冬天了,一天傍晚,我走回学校,门房拦住我,递给我一封信,说:“这人等了你半天,足有两个钟头,坐在我这里等你,说要你去看他,地址都写在信上了吧!”我打开信,啊!原来是秋白。他带来了一些欢喜和满腔希望,这回他可以把剑虹的一切,死前的一切都告诉我了。我匆匆忙忙吃了晚饭,便坐车赶到前门的一家旅馆。可是他不在,只有他弟弟云白在屋里,在翻阅他哥哥的一些杂物,在有趣地寻找什么,后来,他找到了,他高兴地拿给我看。原来是一张女人的照片。这女人我认识,她是今年春天来上海大学,同张琴秋同时入学的。剑虹早就认识她,是在我到上海之前,她们一同参加妇女活动中认识的。她长得很美,与张琴秋同来过慕尔鸣路,在施存统家里,在我们楼下见到过的。这就是杨之华同志,就是一直爱护着秋白的,他的爱人,他的同志,他的战友,他的妻子。一见这张照片我便完全明白了,我没有兴趣打听剑虹的情况了,不等秋白回来,我就同云白告辞回学校了。

    我的感情很激动,为了剑虹的爱情,为了剑虹的死,为了我失去了剑虹,为了我同剑虹的友谊,我对秋白不免有许多怨气。我把我全部的感情告诉了谭惕吾,她用冷静的态度回答我,告诉我这不值得难受,她要我把这一切都抛向东洋大海,抛向昆仑山的那边。她讲得很有道理,她对世情看得真透彻,我听了她的,但我却连她也一同疏远了。我不喜欢这种透彻,我不喜欢过于理智。谭惕吾一直也不理解我对她友谊疏远的原因。甚至几十年后我也顽固地坚持这种态度,我个人常常被一种无法解释的感情支配着,我再没有去前门旅舍,秋白也没有再来看我。我们同在北京城,反而好像不相识一样。

    又过了一个多月,我忽然收到一封从上海发来的杨之华给秋白的信,要我转交。我本来可以不管这些事,但我一早仍去找到了夏之栩同志。夏之栩是党员,也在我那个补习学校,她可能知道秋白的行踪。她果然把我带到当时苏联大使馆的一幢宿舍里。我们走进去时,里边正有二十多人在开会,秋白一见我就走了出来,我把信交给他,他一言不发。他陪我到他的住处,我们一同吃了饭,他问我的同学,问我的朋友们,问我对北京的感受,就是一句也不谈到王剑虹,一句也不谈杨之华。他告诉我他明早就返上海,云白正为他准备行装。我好像已经变成了一个老人,静静地观察他。他对杨之华的来信一点也不表示惊慌,这是因为他一定有把握。他为什么不谈到剑虹呢?他大约认为谈不谈我都不相信他了。那么,那些信,他都忘记了么?他为什么一句也不解释呢?我不愿同他再谈剑虹了。剑虹在他已成为过去了!去年这时,他是一种怎样的情景,如今,过眼云烟,他到底有没有感触?有什么感触?我很想了解,想从他的行动中来了解,但很失望。晚上,他约我一同去看戏,说是梅兰芳的老师陈德霖的戏。我从来没有进过戏院,那时戏院是男女分坐,我坐在这边的包厢,他们兄弟坐在对面包厢,但我们都没有看戏。我实在忍耐不住这种闷葫芦,我不了解他,我讨厌戏院的嘈杂,我写了一个字条托茶房递过去,站起身就不辞而别,独自回学校了。从此我们没有联系,但这一束信我一直保存着做为我研究一个人的材料。一九三三年在上海时,我曾把这些信同其他的许多东西放在我的朋友王会悟那里。同年我被捕后,雪峰、适夷把这些东西转存在他们的朋友谢澹如家。全国解放以后,谢先生把这些东西归还了我。我真是感谢他,但这一束信,却没有了。这些信的署名是秋白,而在那时,如果在谁那里发现瞿秋白这几个字是可以被杀头的。我懂得这种情况,就没有问。这一束用五色布纹纸写的工工整整秀秀气气的书信,是一束非常有价值的材料。里边也许没有宏言谠论,但可以看出一个伟大人物性格上的、心理上的矛盾状态。这束信没有了,多么可惜的一束信啊!

    韦护

    我写的中篇小说《韦护》是一九二九年末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韦护是秋白的一个别名。他是不是用这个名字发表过文章我不知道。他曾用过“屈维陀”的笔名,他用这个名字时曾对我说,韦护是韦陀菩萨的名字,他最是疾恶如仇,他看见人间的许多不平就要生气,就要下凡去惩罚坏人,所以韦陀菩萨的神像历来不朝外,而是面朝着如来佛,只让他看佛面。

    我想写秋白、写剑虹,已有许久了。他的矛盾究竟在哪里,我模模糊糊地感觉一些。但我却只写了他的革命工作与恋爱的矛盾。当时,我并不认为秋白就是这样,但要写得更深刻一些却是我力量所达不到的。我要写剑虹,写剑虹对他的挚爱。但怎样结局呢?真的事实是无法写的,也不能以她的一死了事。所以在结局时,我写她振作起来,重新鼓起生活的勇气战斗下去。因为她没有失恋,秋白是在她死后才同杨之华同志恋爱的,这是无可非议的。自然,我并不满意这本书,但也不愿舍弃这本书。韦护虽不能栩栩如生,但总有一些影子可供我自己回忆,可以做为后人研究的参考资料。

    一九三〇年,胡也频参加党在上海召开的一个会议,在会上碰到了秋白。秋白托他带一封信给我。字仍是写得那样工工整整秀秀气气,对我关切很深。信末署名赫然两个字“韦护”。可惜他一句也没有谈到对书的意见。他很可能不满意《韦护》,不认为《韦护》写得好,但他却用了“韦护”这个名字。难道他对这本书还寄有深情吗?尽管书中人物写得不好、不像,但却留有他同剑虹一段生活的遗迹。尽管他们的这段生活是短暂的,但过去这一段火一样的热情,海一样的深情,光辉、温柔、诗意浓厚的恋爱,却是他毕生也难忘的。他在他们两个最醉心的文学之中的酬唱,怎么能从他脑子中划出去?他是酷爱文学的,在这里他曾经任情滋长,尽兴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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