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别了，鲍昌
永别了，鲍昌 (第2/3页)
，指名作协负责人前去“解释”，鲍昌他去了半日，回来时面无人色。我问他：“怎么样？”
他小声说：“重温了一下受围攻，挨斗的场面。”
他苦笑了一下，把桌上两份报纸推给了我说：“我们这么干，可你瞧人家还说什么？”
这两份报纸，一份是国内的，上边有人写文章说作协是个名利争夺场，一些人在这儿抢着做官，表示嗤之以鼻；另一份是国外的，又有人在那里说：“作协的领导人有的也曾是作家，所以迫害作家更有办法。”
我说：“怨谁呢？你当教授，当学者，当作家，那样也能混碗饭吃，何苦来干这个？”
“不就是还有点共产党员的党性嘛！不就是服从组织决定嘛！”说完叹口气。
话，说完也就过去了，第二天他仍然如常的处理工作。不仅如此，当我在一份向理事会作的书面发言中提出辞职时，他正色地劝阻我：“把这一段划下去，不然我不同意发。我们是党员，作协的工作总要有人作，我们问心无愧就完了，别的不管它。”
我真佩服他的忍劲儿。而且在这种境遇下他还能不断地发表作品，出版辞典，带研究生。我问他时间哪里来，他说他回家后放下筷子就拿起笔，从不舍得睡午觉，很少娱乐。他能倾听各种不同的文艺论调，很少与人争执，但是他自己坚持为人生的艺术观，始终把社会效益看作天经地义的写作目的，所以他的小说一向是有所为而作的。他读书很勤，新发表的重要作品，他极少漏掉，因而对文学动态总有清晰的了解。在讨论文学状况的会上，他的发言有材料，有分析，有见解，从不信口开河。有几次与外国作家座谈，他发言后引起客人热烈鼓掌，并且向他表示感谢。除去王蒙之外，我觉得在作家中再找这么一个会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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