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愿坚 忆当年
别愿坚 忆当年 (第3/3页)
，借铺草他动作比我麻利。小组会上我把这些优点提出来并表示愿意向他学习，他却说：“你的优点更多，在业务上我要向你学的多了，这么小就能写剧本啦，我多久能学会？”终于我和他也成了朋友，过了许多年后，有次在北京我和他谈起那时的事来，他说：“那时你说你要写剧本，我们就都依你，你写的我看了，算个啥玩意呀，俺就装糊涂，不打击你的情绪就是了，就你自己认真当回子事。”说完我们大笑，我才觉得愿坚当时最大的优点是比我成熟。
后来我们回到了野战军政治部。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和愿坚他们还经常有碰面机会。1947年刘邓部队从大别山转战到河南，我们曾一起到豫西一带去慰问。受到刘邓首长的鼓励，洛阳战役，开封战役，我们都在同一条战线上作宣传工作。渡江之后，我们在南京，他们进了浙江，见面少了，后来我调整到北京，并且离开了部队，就没再见过他。1954年再见到时，他已在总政***编《红旗飘飘》了，我觉得那是件很繁杂，很辛苦，甚至有点枯燥的工作，可是他干得任劳任怨，而且接二连三看到他的《七根火柴》、《党费》等作品发表出来，思想性艺术性在当时都算得上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顶峰作品。我着实为他高兴，也有些纳闷，愿坚平日拘谨理智，他的作品怎么这样感情丰富，这么生动活泼，这么有灵气，这里有什么秘密？另外他又是什么时候学会写作，并把文字功底打得这么扎实的呢？我们从小当兵，上学的机会都不多，我只上过4年小学，愿坚比我多些，但也有限，他当分队长时不过17、8岁，已经有好几年军龄了，他能比我多上儿天学呢？在战争时期我自学文化和写作，发了几篇稿子，就自我膨胀，到处张扬，现在才知道人家王愿坚闷声不响埋头苦干，比我有出息多了，这对我实在是个教训。从此对愿坚我又多了几分尊敬。这一段时间，我们常见面，多半是在各种会上，有时也在双栅栏总政***的宿舍，每逢我称赞他的作品和刻苦，他总是说自己不行，这时我已不认为他是“假积极”了，而是极佩服他这种谦虚的品德。他对我的创作不仅当面给了许多鼓励，在背后也曾为我某篇作品被误解而替我辩白。
反右开始后，周扬同志曾找文学界几个年轻人谈过一次话，关照一下大家，要严于律己，谨于言行，实际是爱护与保护的意思。我和愿坚都被召去，那天很热，所有的人都短袖薄衫，唯独愿坚是全副军装，还扎着武装带。我说：“这个天你怎么还穿这个？”他说：“部长召见，哪能随便呢？”我问他在干什么，他说打算写一篇小说。听周扬同志谈话后，想先放一放再说了，先整顿一下思想，等有时间你上我那去，咱们细谈。没想到从此一别就是20多年，因为我不久就成了右派，离开正常的生活轨道了。这20多年中我只有两次想起过他，一次是1958年反右倾时，他有篇作品被批了，说是他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我很奇怪，心想王愿坚别的毛病有，可跟资产阶级怕是很难沾边吧？他干嘛要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呢？想不明白也就不想了，我不是连自己怎么成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也没想清楚吗？再一次想起他是*****时，又从油印的传单上看见他的种种罪行了，这一次倒很容易就想明白了，我很为他担心，因为我知道他是个谨慎小心，自制自尊的人，不像我这么脸老皮厚，经打又经踹。我怕他想不开，受不住，心想如有机会见面我要和他谈谈我对诸如此类事的看法，哪知我们再见面已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了，这些已用不着再说，于是又和20多年前一样，说些创作打算和生活体会之类。
40多年，我和愿坚就是这样的淡淡的交往，见了面推心置腹，无话不谈，不见面也很少找机会故意相会。从来没亲昵过，也从来没有疏远过，平时相忘于江湖，根节上又会互相想到，从病房走出来，我才感到失去了多么难得的一个伙伴。
晤别的第二天，愿坚走了。这样的生活，这样的写作，这样的离去，对人对己都可以交代了。旧朋友散尽，余也等轻尘。这条路大家都要走的，只希望自己也能像愿坚那样有拼搏，有成绩，对人对己都交代得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