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堡之行
汉堡之行 (第2/3页)
逛街”就是绝对真理了。山路只有一条，有个女伴无非爬得慢些，看的山总还是一个。逛街则不然。女士们只对时装和甜食感兴趣，可谓长观不烦，百看不厌。而我偏与这两样东西皆无缘。一起去时只陪着走路，她们进商店我就站在门外看行人。一个人逛街就可以去自己喜欢的店。这晚上我就逛了旧货店、古董店。还独自进酒吧喝了地道德国啤酒。并且往角子老虎嘴里白扔了几个硬币，这才心满意足回旅馆。
这时开座谈会的人也回来了。只见张洁女士满面杀气，怒目圆睁，如一阵旋风般冲了进来。我一看就知道事情不妙，悄声问鲁彦周出了什么事？他指指张洁说：“跟阿克曼吵起来了。”
“为什么？”
“回答问题时，阿嫌张态度不冷静，张叫他少抡指挥棒……”
往下我就不打听了。张和阿是合作伙伴。阿因译张的书在德国得了最佳翻译奖，张因阿的翻译《沉重的翅膀》飞遍了欧洲。两人友情很笃。爱吵就吵，吵完又好。不必替他们操这份闲心。而且张洁存不住话，不必去问，明天她自己会憋不住找我来谈。想到此就径自回去洗澡睡觉。
二十九日是我参加汉堡中国月的主要活动日，发表演讲和参加座谈会。不过正式活动在晚上，白天还有许多时间去参观游览。女士们一早就倡议去逛商店。这是件比正式活动更辛苦，又决不能请假的任务，因为女作家们虽然游兴高，但从不记路。又只有一个翻译，于是便以随从兼领队的身份恭陪前往。
张洁是老汉堡，尽管不认路，但知道商业区的方位。她提议去车站前的一个商业中心。那确是一个好去处。许多巨大的高层商店，被一个个用喷水池或雕塑装饰起来的街心公园隔成数组，又用种满花木放有长椅的宽阔人行道连成一片。沿街看过去，鞋帽时装，首饰珠宝，古董文物，壁画地毯，厨房设备，烟酒糖茶，猎枪渔网，汽艇摩托，花鸟鱼虫，猫窝狗舍……似乎除了核武器，凡人类生活中可能用到的东西，全替您想到了，全替您备齐了。为您提供了一切方便。就剩下一件事留给您自己办，就是看看您的钱包是否也方便？惭愧的是不用看我就知道自己的钱包不那么方便，于是就自动放弃领队职责，悄悄退到众人身后改任跟班。
张洁和乃珊家庭观念强，率先冲进了超级市场。张洁拖过一辆车来沿货架往车里挑厨房用具，挑了不少，不过多是白洁布、餐巾之类小件，并没挑冷库、洗碗机和电灶。乃珊以挑食品为主，一边挑一边评论：“的个末子好乞咧！”也买了一大包。从这里出来她们就拐进了服装店。我知道这一进去半小时之内是不会出来的了，便拉鲁彦周一把，坐到街心公园长椅上去休息。闲看来往游人与街景。欧洲的繁华区有个特色，不像亚洲国家繁华区如香港、东京那么拥挤，也不像纽约那样喧嚣。即使商业中心，人流也疏疏落落，井然有序。汉堡这一点尤其显著。至于商店建筑，橱窗设计，货物品种，招徕方法，西方国家实际上都大同小异。男人而又心粗如我者，往往只见大同，少见小异。只有同等商品，价格相差太多时才能发现。而且只限于香烟、啤酒之类。这天我观察的结果是，德国的啤酒实在又便宜又好。其它一切都比香港价高。还有，汉堡街头游人比起巴黎纽约，有色人种似乎少得多。有一些阿拉伯人。但这里的阿拉伯人与巴黎的又有不同。这里以劳动者居多，不像香榭丽榭大街上随时会碰到乘奔驰车、戴钻石戒、偕女伴、带仆人的石油大亨。
女士们终于出来了，每人手中都举着把彩色缤纷的折叠伞，热情地告诉我说，有个店处理雨伞，非常便宜，劝我快去买一把。我拿过来看看，见有“台湾制造”字样，便打消了买的念头。并理直气壮地说。“台湾也是中国，何苦大老远到德国来买中国货呢？”从这里又转到鞋店，我终于看到一件想买的东西了。袋鼠牌旅游鞋，样式不错，价钱也还便宜，毫不犹豫买了一双，正想向她们展示，一细看，上连赫然也印着“台湾制造”字样。就蔫不溜地放进提包。尽管为我们同胞的经济成就而高兴，但这鞋我决不给同伴们看了。女作家尽管写起文章来风格各异，口头创作却全是辛辣嘲讽派，不必给她们增加新的素材。
回旅馆休息了一会儿，将近中午，福格先生和奥斯特先生到来，要陪我们去参观北德电视台。福格先生是该电视台的东方部主任，又是德中论坛的委员，以双重主人身份欢迎我们去，并请我们在那里用午餐。我们当然乐于前往。
参观电视台得到的印象是环境安静优美。工作井然有序，人少机器多。电视台的领导人对促进德中友谊非常热心，每有中国客人来，必定热心接待。王蒙、鲍昌、张抗抗等中国作家都来这里作过客。在客厅喝咖啡时主人就放了王蒙在汉堡活动的记录片和其它介绍中国的片子作招待。东方部的重点就是介绍中国。它们不仅向德国人介绍中国，而且也制作和提供中国需要的节目。在中国收视率很高的英语学习节目“跟我学”，就是他们专为中国人制作的。
饭后时间尚早，福格和奥斯特便约我和张洁去阿尔斯特湖边的水上俱乐部喝咖啡。这里傍花近水，清静明快。我们就坐在那里漫论有关德中友好的话题。这次谈话的内容我已记不清楚，但由此引起我的一些联想，我想到了甲乙两位先生。甲是本土出生的欧洲人，汉文不错，翻译和出版过一些中国书籍，作过不少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工作；乙是位中国血统的欧洲国人。外文不错，对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也作出不少贡献。两位的爱好也差不多，都爱在外国人面前以中国文学专家自居，在中国人面前以外国通自诩。甲先生愿在外国人面前表示自己在中国方面路子广；乙先生爱在中国人面前表现自己在外国吃得开。这两位先生在国际华文文学的圈子中都有些名气，都交下了朋友，也都招引出点微词。无非牵扯到两个方面，一是作为外方有关部门邀请中国作家的中间人和顾问，他们过多地坚持了个人的观点和作法；二是对于中国文学故作权威状。对这一类事我一向持豁达态度。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为人处世，各有各的章法，各有各的信条，中西两方属于两个世界，不必用自己尺度去衡量别人，只要作的事总体上有益于中外友好，就是朋友。其它何必苛求？至于个人间关系，感情相投就多来往些，秉性各异就保持点距离。不宜采取“不是朋友就是敌人”的方针。值得注意倒是我们个别同志应该自尊自重些。中国作家穷，能掏钱自费出国旅行的人不多。有人出钱邀请，欣然接受，这很自然，无可指责。但为了达到这目的向促成者赔笑脸，套交情；为了不负主人盛情，专找人家爱听的话说，就未免有点那个。国际间交往，讲的是求同存异、互敬互谅，不能在原则上作交易。当然，本来就持有不同政见者和打着文化交流幌子、甚至冒充某种特殊身份招摇撞骗者除外。因为那是另一范畴的事。
29日晚七点半在德中论坛开的演讲会，是第三次会。张洁参加过一二两场，第二场时发生了点争执，主持者就有点紧张，惟恐今天再有不愉快事情出现，很客气地和我打招呼，希望我能帮助他们掌握好会场。我叫他放心，保证会开得轻松友好，没火药味。
这种多内容的综合集会，是这次“中国月”中文学活动的主要形式。开幕这天，许多作家和友好人士，包括联邦德国前驻华大使维克特先生都到会祝贺。这些都是作为贵宾被邀请来的。至于其他普通与会者，则是谁爱来谁来，花钱购票就可入场，没任何条件限制。与会者的涵盖面很广泛。凡能购票来参加这个会的，大多对中国怀有友好情意。这是他们的共同点。但可能是唯一的共同点。除此之外，政治信仰、文化水平、美学观点、生活经历、社会地位、处世方针，很难找到两个人完全相同。这么一来在座谈讨论时就势必产生争论。就是我们的熟朋友中间，各方面也有极大差异，唇枪舌剑也在所难免。举例来说，在前一天的会上，我和那位先生就有过一次交锋。那天是谈德国如何翻译介绍中国当代文学问题。大家认为很多优秀的中国作品在德国没有译本，而一些并不出色的作品却译了不少。我的朋友阿诺尔德就问甲先生：“您能否介绍一下您是怎样选择翻译书目的？”甲先生说：“我最注意中国报刊上的争论文章。对哪篇文章争论最尖锐，我就优先选择哪一篇作品，因为这类作品肯定会传达较多的信息，不论是社会信息，经济信息，政治信息……”阿诺尔德问：“邓先生对此有什么看法？”我说：“如果我有权力发放学位证书，我一定发给我的朋友政治学学位或信息学学位，我不会给他文学学位。因为有无争议从来不是评价文学作品的标准。”会后我和甲一起喝茶，我问他对我的发言有什么意见？他说很好，不过以后他不想再弄文学了。他宁可多介绍些中国的政治文章过来。说着就把他最近翻译出版的一本《***文选》送给我，上面还有某位中国领导人的题签。我当然表示感谢，同时说：“我希望你文学也还搞下去。我不赞同你的选题观点，并不等于不赞成你的全部工作。”看得出他有些不愉快，但总算都没红脸。争论既然难免，当然最好的情形是既能说明自己观点，又无损于友谊和礼貌。但作家究竟不是外交官，重感情，尚坦率是其本性。与对话者之间有点磕磕碰碰，也不值得大惊小怪。只要总体上坚持了原则和礼貌，就算合格。
我们这天的会开得满成功。争论也有，但没发生在中德国两国朋友间，而在是中国同胞之间，并没引起不愉快。
这次和我们一起参加会的，除中国作家代表团外，还有两位中国人，一是L小姐，她目前在伦敦一个摇滚乐团当歌星。另一们M先生，目前在巴黎闯天下。据德国朋友介绍说是位有名的中国青年诗人兼画家。在国内时参加过星星画展。写诗大约是在法国定居后的新发展。所以专门发表在西方办的中文杂志上。这两位都是德方根据某位汉学家的热情推荐直接从巴黎和伦敦请来的。虽非中国作家代表团的成员，大家活动还是在一起。相处也还融洽。L我早就认识，也读过她的作品，很为她的才能高兴。M虽是初次见面，给我的印象也不错。他腿部残疾，拄着根拐杖，衣着也满朴素。浅谈过几句后，知道他在巴黎给人打工，刷墙，洗碗，扫垃圾，什么苦活累活都干。揎圆了肚子还要写诗，生活得着实不易。这天的会我是第一个发言的，由阿诺尔德给我作翻译。阿是著名评论家，给我翻译之前，他先谈了一番他对我的作品的评介。我除去谈我的创作经历外，自然也要谈及创作观点。我说了两点，一，我认为文学的功能主要是为读者提供美的享受，有助于读者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有助于人类灵魂的净化和完美。我不认为文学直接对政治的干预会有什么了不得的作为。二，在艺术形式上，我仍追求民族特色。我把世界文坛比作一个大花坛，各国作家是不同的园丁。英国善长玫瑰，日本精培樱花，荷兰产石竹，法国有丁香……各尽其力，各展所长，这花坛才能百花齐放，彩色缤纷。中国若也种玫瑰，种得再好，即使和英国的一样好，对这花坛来说，也并没新的创造。即使没有中国参加，人们也不会感到缺少什么，假如中国种牡丹，这就不同了。就有了不能代替的独特存在价值。演讲之后，在座谈时，有德国朋友问：“你对中国当前的文艺政策有什么看法，你认为中国作家有创作自由吗？”我说：“就我个人的体会来说，我还从没有过像今天这样自由的写作环境。刚才阿诺尔德先生介绍了我的小说《那五》和《烟壶》，像我这样的作品，在以前绝不会有地方发表。若当真发表了，其后果会比不发表更糟。现在不仅发表了，而且四处转载，连续得奖。这难道不是有无创作自由的一个例证吗？当然，我不是说中国的文艺政策已经完美无缺，再没有需要改善的地方，中国的民主制度已经登峰造极，再不要有所发展了。况且我也不认为民主是无条件的，自由是绝对的……”我这几条看法，M先生显然都不喜欢。我讲完后，立即发表了不同的看法。主持会议的斯恰米特先生用担心的目光看看我。我冲他笑了一下，恰好台下有听众要我表示看法。我就说，在一个会上各人发表各人的意见，在我已成习惯。干么不让听众带着问号回家自己思索呢？把争论的时间用来进行下一个节目，请大家听听我们中国人朗诵不更好吗？
斯恰米特先生便宣布转入朗诵。听众立刻活跃起来。
先由我朗诵《烟壶》片断，效果平平。随后M朗诵他的诗作，这才把会推向高潮。
M先生朗诵是十分精彩的。他朗诵的第一首诗，题目叫做《门》。这首诗很有特色，不论你听懂听不懂，喜欢不喜欢，听过一遍，保证能把全诗记住。因为尽管全诗很长，其实只有一个字，“门”！朗诵起来声音高低强弱，节奏快慢缓急，变化多端，铿锵有致。整个大厅都被这诗的吟诵声震住了，一时万籁俱静，只听到一个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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