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故乡平原
说说故乡平原 (第2/3页)
吧！
在旧社会，人们盼清官，说是“官清民自安”。我们平原是有过清官的。“刘玄德携民渡江”。刘备是当皇上的材料，该算清了。可他在平原当县长却没什么作为，最后只得从下水道溜出城开小差了事。颜真卿是个爱国名士，毛笔字写得尤其出色。他当了一任郡守也只是留下一块“东方朔画像赞碑”，至今由文化馆替他保管，在改变县民受苦命运上并没留下可称道的记载。民国年间似乎也有位县长政声不错，每到问案就脱下鞋来亲自用鞋底打犯人屁股，在他任上却有几千人饿极了去抢大户，拉起杆子当“匪”。
这么苦的地方，人们活不下去，就只好四处流窜。于是在军阀混战时，不管直系奉系，南军北军，打枪拼命的大兵多说山东话；天津卖水的，北京掏粪的，铁匠炉，锅饼铺，打拳卖膏药，唱曲闯江湖的大多是齐鲁方言。我父亲给张大帅扛过枪，和“骆驼祥子”搭过伴，所以我才能写两笔京津风俗小文。我在日本碰到个乡亲，当雇佣兵和伙夫走遍欧美两洲，最后落在东京街头摆地摊，卖“各国西餐”（全是“兵营风味”的食品）。
“越穷越革命”这句话，后来遭到滥用，不大兴时了，四十年前在我们家乡却实在是真理。所以八路军一到，人们的革命热情就迸放了出来，平原成了抗日根据地之一。我参军的时候，同一个部队里常有来自一个村的三四代人。因为多是同族，孙子当班长，爷爷当伙夫，重孙子当通讯员的“父子军”并不稀罕。至今我村军属多，烈属多，参加过抗日的老干部多。平原人，远的不说，从闹义和团算起，为改变自己贫困的生活命运付出了多少生命，流淌了多少鲜血啊！
今天我终于看到它“人均集体分配达到二百八十元”了。只有共产党的拨乱反正政策，才有这奇迹！今夜怎得安眠呢！这二百八十元得来不易呀！
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这幸福温饱的景象一度是距离我们这么近、看得这么清晰的。可是阴错阳差，又远去了，又模糊了。在一九五七年的那场误会不久，我的亲弟弟和堂弟弟竟“盲目流入”到东北大森林里去了。他们到北京求我帮助路费，诉说困难。我拍着桌子怒斥他们“攻击三面红旗”。后来，他们流落在一个小车站上衣食无着，来信叫我寄点钱去帮助他们继续赶路。我为“划清思想界线”不予理睬，反把信交到一个组织部门里去，以示我这“戴帽右派”要继续革命，并从此兄弟间断绝了关系。我以为我是对的。不久之后，一个四十年前领导过我的老同志来北京看病，见到了我。我知道他一直没离开平原一带，就打听家乡真相，他沉默了许久，低声说：“平原人为革命出过力。作为共产党员，我怕见他们。咱们没把事办好啊……”我很困惑，从此，我再不敢打听家乡的事。
一九八二年秋天，我突然接到一封信，随着又有两个同志来访，信是德州地区文化局写来的。来人是距我村只有半里路的一个乡亲——我弟弟的同学。他们说家乡在办一个“小说写作学习班”，叫我去讲点什么。我的天！是我听错了还是当真又“换了人间”？家乡的老百姓居然不仅要看小说，而且还学习起写小说了，这可得是先吃饱肚子才能有的“闲心”咧！曾经有朋友出于善意，批评我的小说是“吃饱饭后的文学”，我并不反感，因为我暗自以为，人在饥火如焚的时刻是无暇顾及什么“三言二拍”、民族风格、现代派、意识流等等闲事的。于是我去了。
让我坦白地说一句：三年前我去日本访问，看到我离开三十五年后的日本的变化，我是很惊异的。可这一次在家乡所见，其心情就不能用惊异二字所能概括。因为惊异之外还感到幸福，感到自豪，感到有信心。而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又总有一种说不出的自责、自疚和惭愧。
山一样的棉花，海一样的新房，农民家中的电视机，村姑脚上的新皮靴，这些都使我兴奋。但最使我动心的，是人的变化。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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