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街的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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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街的窗 (第1/3页)陆文夫出题目，大家作文章，这办法可以，这题目我不赞成。没准老陆早写好一篇稿子在抽屉里歪着呢，篇名就叫《临街的窗》。他以有准备有把握来对付大家的没准备没把握，当然稳操胜券。对这位姑苏秀士，是不可掉以轻心的。
我搜索枯肠，把与“临街的窗”有关的一切记忆，一切构想全翻出来。先想了个爱情故事：（这年头爱情故事最热门儿）有个穿夹克衫、牛仔裤的青年在街上走路，冷不防被一件什么东西砸昏了头。正要破口大骂，抬头看见楼上窗口里探出来一个梳着“清水挂面”发型的脑袋。月亮样的脸儿，星星样的眼儿，银铃似的嗓儿，柳枝似的款儿……结果有情人终成眷属。
我还想好一个恋爱加自学成才的故事，（这比单写恋爱更有思想意义）男的上中越边界保卫祖国去了。女的白天坚持生产，晚上读电视大学法律系。天天自学到深夜。周围所有的窗口都暗了，只有她的窗是亮的，她总喜欢挂个桃江色的窗帘，窗口又临着京津唐高速公路，于是她的窗口就成了夜晚行车的司机们的灯标，司机们说起路线来也都说“看见桃红色窗口往左拐！”或“距桃红色窗口还有二十里！”最后有志者事竟成。男的在前方当了英雄，女的在后方拿到大学文凭。
这两个构思，我有把握写出来一定出色。准把别人写的同题小说镇住。连陆文夫的也镇住！我没写是因为这俩构思还有点小毛病，容易叫人误解，以为我是抄袭的。前一个使人想到施耐庵，尽管男主人穿了夹克衫、牛仔裤，还是有点像西门庆。后一个叫人记起孙犁老师，虽然把窗外的大河换成了大街，船改成了汽车，那盏灯可铁案如山。两位大师一个在几百年前，一个在几十年前，都打过窗口的主意，逼得后人没路走，真有点儿令人遗憾。
既然虚构的故事容易与前人撞车，就从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事情中去找材料。
我有一个好朋友，住在五楼之上。他家就有个窗口临街。夏天坐在他家窗下乘凉，常常会有意外的收获。不定什么时候有东西从窗口飘然而下。也许是枕头，也许是拖鞋，大件的还有门帘。这两口子爱吵架，一吵就争着扔东西。还专门往窗外扔。好在二位动中有静，不管上多大火，扔东西的时候仍忘不了挑挑拣拣；专找不值钱又摔不坏的扔，这才一直没有砸伤过人。但对乘凉的人究竟是个威胁。可谁也不敢去劝，越有人劝扔得越厉害。幸亏邻居有个小青年，是学说相声的，想个主意，把他们劝好了。人们才又能继续在那窗下乘凉。他这劝的办法也有点特别。不是越劝火越大吗？他劝到火头最高时，就帮两个递东西供他们扔。先递一件旧衬衣，男的接过去扔了。又递一把破笤帚，女的夺去扔了。第三件他就把桌上十四寸彩电抱了过来，劝他们说：“这个沉点儿，两人一块扔吧，摔这个才解恨！”
这个材料虽有趣，可思想性差点，也不能入选。我就扩大挖掘面，找一位邻居去采访：
“您知道有关临街的窗户的事吗？”
“谁家的窗户？你们家的还是别人家的？”
“当然别人家的。”
这位当过治保委员，用怀疑的眼光盯了我半天，才小声说：“这么大岁数了，学点好。关心别人家的窗户干什么？”
冥冥中自有神助，我们两人对话，叫另一位邻居听见了，这位邻居叫康孝纯。
这位康工程师，读过我的《双猫图》的人会记得他，是个当了二十几年“内定右派”的老实人。如今却成了老来红。挂了好几个“学会”和“协会”理事头衔，一面在北京一个大建筑公司当总工程师，一面还兼任深圳某个厂家的工程顾问，三天两头飞翔于北京广东之间，他把我拉到一边说：“你要找材料写小说是吧？临街窗口的故事您想听几个？”
我说：“您能讲几个？”
他说：“我盖了一辈子房子！假定一栋十五层楼房有两面临街，每层每面三十个房间，就有900个窗口临街，哪个窗口内外不发生点故事？”
“您这么说可透着玄。”
“一点不玄，这还只是说我亲自参加盖的房的窗口，要再加上我听来的关于窗口的故事，那就更没数了……”
我说：“既这样您就行行方便，给我讲一两个，好不好？”
“好。可今天不行，我得回去查查日记，翻翻资料，等我作好准备再跟你讲。”
我以为他是说说玩的，便由他去了。仍然绞尽脑汁自己打主意。星期六晚上，我正为想不出结果咒骂天地鬼神，管传呼电话的大嫂在外边喊我去接电话。
电话是康工打来的：“您还要听临街的窗的故事吗？明天提几瓶啤酒，一包熏豆腐干，到西郊鲁谷村414工地找我。明天工地休息，我告诉值班人员在门口等你。”
我仍然认为他可能是开玩笑。这位工程师办什么事都严格准确，一丝不苟。连开玩笑也认真严肃地开，板着脸叫你分不出真假的时候是常有的。但我还是按时去了，并且背了四五瓶啤酒，一包熏豆腐干，一斤月盛斋的酱牛肉。我想即便是个恶作剧也还是有趣的，我愿意上这样的当。
这个414工地，在鲁谷下了地下火车后，还要走十几分钟，在旧鲁谷村西头一个丁字路口，是一个塔式高楼，已经建到第三十二、三层了。滑动脚手架还在向上升，不知总共有多少层。因为没完工，周围还用刺铁丝拦着，我找到入口处，上了年纪的看门人正拿着一顶安全帽在收发室等我。他说：“康总在二十一层等你。”并把我引到了一层入口。
这座楼走近了远比在路口看着大得多。按占地面积看和著名的东京“京王普拉札”大小差不多。星期天，工地上空无一人。主体结构虽起来了，装修活儿还全没动。所以楼里边黑暗、潮湿，到处是碎砖断铁又寂无人声。走着走着我突然有一种一个人在深夜里独行的感觉。楼梯是装好了，但既没有拦杆，也没有抹平，一层一层爬上去，既吃力又担心。身上这一背包酒食，随着攀登的高度而加重分量，我的兴致则随着包裹分量加重而逐步降低。
我终于爬到了二十一层。
康孝纯坐在正对楼梯的一间屋里，屋子正中，反扣着一个装灰浆的半截铁桶，大桶四面放了四块半头砖。他自己坐在靠左侧的一块上，其余的几块空着。看我上了楼梯，他站起来朝我招招手，我走进了屋子，他指指扣着的大桶说：“东西放在这儿。”
我把包放下了。
“咱们现在就谈吧。”他正正经经地说：“你要录音吗？”
我说：“我、我以为你也许开玩笑，没有带。”
“我给你预备了。”他回身从他坐的地方提起个绿书包，拿出个旧式的，人们叫“砖头式”的黑色录音机。推推我的背包，也放在大桶上。然后又朝我招招手，走到并排的三个窗口前边。
“你先看看这个环境。”
站到窗前，才知道我离开地面有多高了，道路像一条镶了绿边的浅灰色带子，垂直挂下来，到楼跟前又分作两条，向左右延伸出去。汽车像硬壳甲虫，无声地滚动着。
康孝纯伸出一个手指，指着我说：“你闭上眼，想象一下，假定现在不是1984年，而是1976年。早春，阴沉的天气。这座楼不是在郊区，而是在北京城里一个闹市附近。楼下有造反派、武卫队把守。空荡荡的楼上，只有四个‘罪行重大’的专政对象。”
“四个？在这干什么？”
“擦玻璃！”
康孝纯进一步的说明道。
1976年清明节前个把星期，有幢五十年代盖的大楼（当时在北京是最高的楼之一）为了承担重要的外事任务，翻修一新。修完了，负责翻修工程的某建筑公司就拆了架子，报请交工。甲方来验收时，发现工程虽然完了，却没有擦窗户，从一层到楼顶，每个窗户都污秽不堪。有的挂满了白灰水泥，有的被涂抹上了文字的图画，一般的画画也罢了，偏在最最革命的口号旁边画了几幅人类最古老的**图画，甲方是很有权力的部门，命令乙方三天之内必须把玻璃擦干净。不然耽误了使用，要追究他们的政治责任。乙方当然不敢违令。可是脚手架全拆了，三天连架子也搭不起来。尽管又开“誓师大会”，又用“大批判开路”，念了许多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可还是没人肯上去玩命。逼急了，人们就说：“只有让造反起家的***负责人带头上二十层楼的窗户外边去擦玻璃，大家才肯紧跟。”这负责人和队长们研究了几次，觉得自己带头上固然可以，可这带有片面性，不符合毛**关于领导干部要学会“弹钢琴”的教导，还是“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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