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友陈金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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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友陈金河 (第1/3页)我在写战友朱彤心的时候，联想起另一位战友，名叫陈金河。
陈金河从一九四六年十月参加我们文工团，到一九四八年负伤离队，总共一起工作了两年多。可我认识他不止两年多。他参军之前我们团住在他们村，我就住在他家，对他有些了解。解放战争开始后，部队扩军，白村有十来个青年报名参军，他没报名。我们批准了三个人，当然也没有他。那三个新战士入伍的时候，村里组织高跷队欢送，我们组织秧歌队迎接。本村青年参加驻在本村的部队，没多远路可走，拉不开阵势，只好给新战士披上红绸戴上花，骑上高头大马，在周围几个村子游行，回到本村，再由我们部队迎接。陈金河是个玩社火的能手。能翻筋头，会蝎子爬。踩在高跷上能来鹞子翻身劈大叉。他扮白蛇，扮相又美，身段又活。这一路上他倒成了主角。不论到哪个村，大姑娘小媳妇眼睛只往他身上盯，参军的青年倒成了为他壮威的。陈金河扭得很愉快，很尽兴，丝毫没有羡慕和妒忌几个新战士的神色。
过了一个多月，部队开拔了。我们是文工团，要带幕布、汽灯、服装之类，难免需用民夫。村公所派夫时，陈金河争着要参加，说：“住的怪热乎的，送他们一程。”一般的民夫只送一天，六十里地。第二天他们回去，再由宿营的村子另派新人。但到第二天白村的人回去时，陈金河不肯走，说：“我腿脚好，再送一程。”于是他留下来，和新来的民夫一起又送了我们一程。第三天我们再走半站就到目的地了。他又说：“反正还剩二三十里地了，送到算吧。”又送了半天，他是老熟人，又如此热情，又好像对待一般民夫那样，开个证明就让他走。团长丁世雄就索性挽留他半天，晚上请顿牙祭。晚上吃饭时，把他的三个老乡找了来，把原住在他家的我们几个人也找了来。饭菜放在院子里一盘磨上，大家围着磨盘站着，每人撅了两根秫秸箭秆当筷子。
丁世雄说：“金河，你送了我们一程又一程，现在弄得我们真舍不得跟你分手了……”
陈金河说：“分啥手？打出来我就没打算回去！”
丁世雄还以为他说笑话。就说：“说得轻巧，那你当初怎么没报名参军？”
“我报名你要我吗？”陈金河正经地问。
丁世雄觉得他要来真的了，忙说：“不行，咱不敢要。你是独子，你妈又从年轻守寡……”
“我知道就是这么个事，我义务长期支前，你管不着吧？”
丁世雄是善于开着玩笑处理严肃问题的，就故意把脸一板说：“支前要有乡政府证明，拿证明来，咱欢迎，没证明，回去。叫伙房给你十个馍馍当干粮，拿着路上吃。”
陈金河从怀里掏出个纸条条，拍的一声放在磨盘上说：“给你证明，安排我的住处吧！”
丁世雄疑疑惑惑地打开纸条，大家围上去看，当真盖着红色大印，是乡公所开的证明。上写：“陈金河自愿支前当民工，希文工团分配工作，期限两个月。在此期间政府按支前人员待遇照顾其家庭生活……”
证明信是真的。估计这信的来路多少有点蹊跷，但已相隔了二百来里地，无法去查询了，只好先把他留下。从此陈金河就当上了民工组长。文工团经常有两三个民工，不断替换，陈金河就专门招呼这些民工行军、吃饭、住宿。他自己也挑一个担子，专担团里的文件箱和团长的背包。团里几次动员他回去，他都说：“还没到两个月呢！”战争形势发展很快，将近两个月时，我们已转战到了胶济线，而临沂则成了敌占区，陈金河明摆着回不去了。他仍是不声不响担那副担子，既不提回家、也不提参军的事。反正开饭一块吃，行军一路走，同志们又送了他一身旧军装，实在看不出和我们有什么区别。终于有一天，团长撑不住了，把我们班的人和白村参军的三位战士（两个炊事员，一个饲养员）找去说：“你们看，是不是让陈金河入伍好呢？”
我们说：“当然应该叫他入伍。”
团长说：“可他参了军，家中就剩他娘一个人……”
炊事员陈友河说：“他来时就没打算回去，他娘同意了的。”
饲养员陈宝河说：“太平年月他也是二八月庄稼人，倒是他娘养活他的时候多，他娘乐得他出来呢！”
他这一说，大伙才有点醒悟。在那村上住了半年多，对陈金河秉性多少都知道一些，他家只有一亩多地。按说地越少、越该伺弄得仔细，可他却马马虎虎，锄的不勤，收的不净。麦秋过后小孩上他地里捡麦的最多，大秋完了上他地里搂地瓜的人也最多，人们问他：“你怎不经心务庄稼？”他说：“猴腚大点地，再精细能多打几升粮食？费那事干球？”
他家的生活多半靠他娘纺花、织布、缝盖帘、编筐篓维持。他对他娘的劳作也很少帮忙。他娘倒是很壮实，很乐天，爱说笑，爱助人，虽然缺吃少穿，脸上却从不带愁苦相，也从没听她抱怨过儿子不成才。陈金河种庄稼不在意，但干“闲事”很有点门道，追个兔子，打个黄鼬，捕鱼摸虾，很少有空手回来的时候。
四五年腊月二十五，我去司令部送信。回来时天黑了，又下着小雪，路上一个人也没有。白村庄北，有一片柏树林，中间有座大坟头像个小山包，村人习惯称它叫“杨家罐”（也许是“棺”的讹音），据说埋的是个明朝大官，叫“杨祭祀”，祭祀是什么官，谁也弄不大清。总之那片柏树林阴森森，尽管我背着条马枪，走到那儿还是头皮发紧。正走着，就听树林里有人喊道：“谁？”
我吓了一跳，赶紧把枪端起，拉了下栓问：“你是谁？”
坟地里就又喊了一声：“你是小邓吧？”
我听出是陈金河了，就放下枪问：“你干啥吓人呼呼的？”
他喊：“你过来，快紧着，帮我个忙！”
我问：“你在哪儿呢？”
他说：“在杨家罐下边。”
“你过来迎我呀，这么黑，我瞧不见你！”
“我站不起来，能站起来还喊你干熊？”
我顺着声音找过去，发现他在坟边坐着，背紧紧靠着坟包。
我说：“你咋了？腿伤了？”
他小声说：“嘘！我腚底下这个洞里有四个狐狸。我一个人抓不过来。想等个过路的帮忙，等了一个时辰过来个妇道人家，我一喊她倒吓跑了。又等了一个时辰才听见人声，原来是你。我的腿冻木了，腚也叫它们挠破了……”
他叫我在一边堵着口，解下裤带来。抬一下屁股，底下吱的一声，他掐住一个狐狸的脖子，用腰带拴上拖了出来。又一抬屁股，又拖出来一个来，用腰带的另一头拴了。第三个没腰带了，他用手掐着狐狸脖子把它拽出来，狠狠地往地上摔了几下，狐狸不动了。可就在摔这第三只的时候，另一只从我这边蹿了出来，我抓住它尾巴，狐狸回头咬了我一口。我一疼撒了手，叫它连蹿带跳地跑了。
陈金河跺着脚说：“你咋这么熊包！叫你帮忙，你倒坏了我个事。”
我舔着手上的伤口说：“你没瞧见手都给咬破了！”
“咬破手算啥，过两天自己就长好了，我裤子还叫它挠破了呢，裤子破了可得花钱买哩！”
我说：“你抓到三个也行了。咋这么贪心？”
他说：“这是一窝，要抓就得全抓住，跑一个将来它要报仇的！我受过它们报复……你没看见吗？凡抓野物的人，没有不穷死的，它们祟乱你！”
我笑道：“你既迷信，为啥还抓这几个？”
“我想不干了，可拿啥过年呢？”他无可奈何地说，“你没见俺娘这几天那愁苦相么？”
他把三条狐狸剥了，皮卖给合作社，一半钱给他娘过年，四分之一买了胭粉参加办高跷。还有四分之一想买药治屁股（屁股真的叫狐狸挠下几块肉去）。我们的卫生员免费替他抹了二百二。他就拿这钱做了条裤子。他娘织布，他却不用他娘的布做。他说：“老人织布是卖的，不是给我穿的。我的穿戴，我个人想法儿。”
大家议论了一阵，一致赞成吸收陈金河入伍。又在支委会上讨论一下，就决定了。丁世雄叫人把陈金河找来说：“组织上要我动员你参军，你自己同意不同意？有什么意见？”
他以为陈金河会跳起来说些感谢的话的。可陈金河满没动声色，反倒说：“领导要下了决心呢，我现在就入伍。要还想考验一阵呢，也没啥，反正早晚也是这么回事。”
“你还满有主意啊！”
“没主意早叫你打发回去啦！”
他的职务是通讯员。只管照顾丁世雄的生活。演出的时候拉大幕，点汽灯，配效果，要演只喊一个“杀”字，端着枪冲锋的群众演员，他都抢着干。还跟着大家练声、唱合唱，并且用白报纸钉了个本儿，学着美术组的样儿画速写。他唱的、画的都不像样儿，没露出在这方面的什么天分。显然踩高跷时那点灵透劲真拿到专业团体来说不顶用。点汽灯，演幻灯，钉布景这套活他掌握得很快，既有兴趣，也有才能。打枣庄时我们缴获了一架柴油发电机，灯光组长小江跟他两个人鼓捣了一天半，居然把它弄转了，而且接上线，点亮了好几个电灯泡。新年联欢会上，他们就用这几个灯泡照明，演了一场晚会，虽然没有汽灯亮（光线总是红的），可是真正的“电灯”，一按就亮，再一按又灭了。这本身就是节目，给台上台下的人都带来了愉快。后来要进沂蒙山打运动战，这个笨重的现代化设备只好扔掉，陈金河为此还掉了泪。
电灯事件引起团里对陈金河重视。朱彤心建议把他转为文工团员。文工团员一般享受班排级待遇，算是“提干”。在战斗部队，打仗升个班排长不是问题。文工团不行，要么得有“特殊贡献”，要么得熬到一定时间，大家一块升级。陈金河表现不错，可不能算是“特殊贡献”，只好先把他调到灯光组工作，仍是通讯员的职务。从此他归灯光组长小江领导。
小江虽也是由通讯员提上来的，但他资格老，军龄长，又得过朱彤心的技术真传，就时常在陈金河面前摆架子。往往为了点小事就把陈金河训斥一顿。我们看不过去，没少给小江提意见，陈金河却处之泰然。随便小江多粗暴，他都不顶撞。
一天晚上行军时，我和陈金河一块跟着骡子照顾病号，在路上谈了起来。我说他表现得很好，能忍住小江的乱发脾气，这不容易。
他说：“跟人学本事，受这点气算个熊！比旧社会当学徒的强多了。我要没这点打算，还不参加你们文工团哩。”
我问他为什么非要参加文工团，他说：“从大里说呢，是要革命，打倒反动派，建立新中国，穷人不受压迫剥削。不过这是官话，谁都这么说。往小里说，我自己有自己个人的打算，想改改门风。”
“咋叫改门风？”
他从他爷爷那辈讲起来。
北方农村，一般都以多数居民的姓氏为村名。村民大部分姓张，就叫“张庄”，大部分姓李，就叫李庄。为什么他们村都姓陈，不叫“陈庄”而叫“白庄”呢？因为早年这村上有几家靠抄纸为生，墙上用石灰抹平，为的是晾纸。他爷爷那辈就抄过纸，自己有碾子有牲口，生活很不错。
“你在俺家住过。日子不富裕，房子能这么宽敞么？”
他家确实房子宽敞，有三间北屋、两间西屋、两间东屋。不过，三间北屋房顶上的瓦已揭下卖了，苫上了草。东屋山墙从顶到底一道大裂缝，除去放破烂，派不上别的用场。我们住他的西屋。西屋虽没裂缝，可缺窗户少门。我们挂了个草帘挡风，扎了几根秫秸把糊上纸当窗户。
他说自从民国十几年，城里的财主办了个机器纸厂，造的纸又白又薄又便宜，把这些土纸作坊顶黄了，他家才败落下来。他爷本不靠种地养家，就没置下多少地。死的时候除了留下这宅子，只留下十来亩地。十来亩地，如果好好伺弄，也还可以维持中农水平。他爹受了他爷的影响，认为在土坷垃里刨食难有大出息，就把地卖了与人合伙作生意，往山里贩骡马，从山里往外收药材。开头几年干的还得手。可在日本进来那年，路上碰上了劫道的。三个劫道的拿着砍刀、扎枪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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