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多村秀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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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多村秀美 (第1/3页)

    和她相识,很不情愿。是在战战兢兢、犹犹疑疑、不愉快甚至沮丧的心情下见的面。想想看,清理阶级队伍的旋风还在盘旋,我被打成了“**文人,文艺黑线骨干分子”,“帽子拿在群众手中”,正在“以观后效”的时候,突然通知我:一个日本学生代表叫做喜多村秀美的,指名要见我。

    我说:“我从来不认识什么喜多村秀美,不见她!”

    专政组长叫章德正,习惯性地把个舌头从嘴角舔出来,斜着眼看我说:“你隐瞒了海外关系,现在暴露了,想不认这壶酒钱吗?拿我们当‘老憨’吗?不行!必须见。为了对你负责,我陪你去。记住,就说我是你的朋友!”

    在宾馆会客室里,我见到一个身材苗条,穿玫瑰色裙,洁白上衣的姑娘。脸型很平常,可是一笑起来就仿佛全身都闪出了光彩,把周围景色都照亮了。她用带山东口音的汉语说:“爸爸叫我务必来看看您。他说我可以称呼你哥哥!”

    “您父亲的大名是……”

    “喜多村信一郎。”

    “对不起!我不记得在哪里见过他。”

    喜多村秀美拿出在书本内夹着的一片白布,小心地递给我。章组长立即伸长脖子凑近来看。布面上用毛笔写着我的名字,还有“O型”两个字,墨色已经淡了。

    我压制住激动。面对秀美、而实际却是说给章组长听的:

    “如果没记错,这是我当华工时佩带的血型符号。可是请原谅,我仍想不起这和喜多村先生有什么关系?”

    “您和他在岩国一个小食堂见过面。在场的还有孙伯伯。爸爸送你一件衬衫,你换衬衫时把这个掉了。”

    我模模糊糊地记得像是有过这么一次遭遇。

    “你也在?”

    “那时我还没出生。爸爸和妈妈是在那以后才结婚的。”

    模糊的记忆开始清楚了一点。我忍不住第二次又抓住她的手,用力地握了握。我问她爸爸身体情况怎样?她说她爸爸中风了,半身不遂,终日躺在床上,妈妈很健康。

    “你在上大学吗?”

    “学法文,也学英文,还自学了中文。本来想考语言学位的,现在不想了。”

    “为什么?”

    “我想革命。”

    “于革命就不需要学问吗?”

    我的“朋友”一直在用眼睛射出芒刺,刺着我的后脖梗,这时他忍不住了:

    “日本朋友到中国来是取革命经的。你倒向人家贩卖资产阶级的知识至上论。什么学问?世界上只有一门学问,那就是阶级斗争!”又对秀美说:“我看你只要学会中文,能读‘红宝书’,就够用一辈子的了!姑娘,我赞成你一心闹革命。不能忘了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在受苦!要有大无畏的彻底革命精神,要用我们的双手把旧世界打个稀巴烂!要决心打出世界一片红!”

    我本以为这些话会使喜多村秀美感到唐突,没料到她竟十分赞赏,点着头连连称是。她说她早就不满意日本那个腐朽的社会了。人们一心追求物质享受,从而成了物质的奴隶。青年人给毁了,不是不顾一切地学习谋生手段,就是看破红尘、醉心于灯红酒绿的腐朽生活。革命的抱负、人类的理想都在物质世界面前褪了色。一些读过革命文艺书籍的青年,不满意这个状况,立志改造日本的社会,要恢复人的理想和良知,要消灭罪恶的剥削制度,可就是不知道从哪里入手。各种政党提出的各种政纲,她认为都是荒谬的,不是欺骗就是吃语……

    “很简单!”章组长把手一挥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枪杆子底下出政权!方向路线问题,毛**早就制定好了,就看你们干不干!当然我们只能帮忙、不能代替,因为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只是变化的条件嘛。”

    我疑心对一个日本青年说这些话是否得体,但又无权阻止他。只好说:“章组长说的是中国的道理,日本的事怎么办,当然只有你们才最懂得……”

    章组长瞪了我一眼,把我的话给堵住了:

    “毛**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这时秀美的几个同伴也到会客室来了。从她们的神色和笑声中,我看出她们都是赞同章组长的宏论的。她们叫秀美当翻译,热烈地和章组长交谈起来。我完全成了局外人。后来,她们又请他签名。他答应领她们去某个红卫兵司令部参观访问。只是在我告辞的时候,秀美才急忙回到卧室取了一个包袱来给我,说是他爸爸送我的。他爸爸在广播中听到受批判的文人中有我的名字。先是怀疑是不是我,后又担心我的安全怎么样,所以要她打听一下我的地址,务必来看我。

    “看见你安全,我们放心了,希望你继续革命,不要落伍。”她又改用日文问我:“章先生说的话很有吸引力,他是理论家吧?对我们很有教益。”我说:“话都是书本上印着的。不会不对吧!符合不符合日本情况,你要自己考虑。”章组长眼睛盯住我不放,很怀疑这两句日文的内容。

    “我告诉她,你讲的全是书上印着的。不会错!”

    秀美笑着点点头,章组长这才不无怀疑地和我一同告辞走出。路上我就把那包袱向章组长“交公”了。他打开来看,见是一只脱胎漆的花瓶和一张名片,便鼻子里哼着说:“不送一些有实用价值的东西!资产阶级的虚伪性全暴露了。”名片也没给我。但我看了一眼,地点是岩国的一个什么地方。

    这天晚上,章组长宣布叫我搬回牛棚,重新接受审查。并召开了第一次复审批斗会。

    批斗会一开始,先由章组长介绍我在外国人面前散布“资产阶级知识至上论”和他打退妖风、宣传毛**革命路线,并取得彻底胜利的经过。随后就要我老实交代隐瞒了的重大海外关系,交代喜多村一家是什么人?

    二十多年前。我在日本一个小城镇作童工。我推着车去医院给住院的工友送饭。半路上下起了大雨,就躲在一家叫落叶堂饭铺的门廊里避雨。那是日本战败的前夕,饭铺里除了豆腐渣已没什么东西可卖,上班时间,又下着雨,客人是极少的。可是一个侍者却过来撵我。我说:“我避避雨就走,这有什么妨碍呢?”他就用日本人专骂中国人的下流话骂我。我和他吵了起来。这时从饭厅里走出一个四十多岁的人,穿一身旧西装,戴一顶战斗帽,听我们争吵了几句,就拿出一点小费,把侍者支走了。他轻声问我:“你是中国人?”我说:“是的。怎么样?”他沉吟了一下说;“如果你不介意,我请你吃杯酒好吗?”我说:“我没工夫,还要去医院宋饭呢!”他说:“那回来时总有工夫吧?”我冷冷地说:“回来时再龛吧!”我根本没打算他会真请我。说完,看看雨小了,连再见也没说就推着车走了。送饭回来,还没到落叶堂门口,那个撵我的侍者就迎了出来。满面堆笑地说:“刚才冲撞了您,很对不起老板请您去坐一坐。他已经等候很久了。”说着抢过车把,把车推进饭铺。

    饭厅里很冷清,只有一个朝鲜老太太在弯着身子吃豆腐渣。侍者领我穿过饭厅和后院,来到三间日本式居室门前,报告说:“客人到了。”居室的门拉开,那个四十多岁的人和一个穿和服的、五十多岁的老头就迎了出来,一边说“请!请!”一边把我让进屋内。“榻榻米”上放了圆桌,摆了满满一盘炸鱼、几盘小菜,还有一瓶“菊正宗”清酒。本来我是满不在乎的,这一下可害怕了。他们是什么人?他们为什么要请我喝酒?要是酒里下了蒙汗药怎么办?会不会骗你喝醉了酒,然后让你在他们的卖身契约上捺上手印啊?所有听过的凶险故事一下全在脑子里记了起来。我不敢坐下去。四十多岁的人就拍拍我的肩说:“请随便!这里都是自己人。”我就问:“自己人是什么意思?”

    “中国人!”穿和服的老头把嘴凑到我耳边说:“我们俩也是中国人,想跟你打听点家乡的情况。”他用的是纯粹山东半岛的乡音。这使我安心了些。

    坐下后,他们一边向我劝酒,一边打听中国的种种情形。问得详细而凌乱:日本到底都占了哪些地方?棒子面多少钱一斤?女人还裹脚吗?八路军到底是不是都会飞……我一一地述说着、解释着。他们不断发出一半中国话、一半日本腔的感叹声:“这样子嘎?”“想不到呐!”“欧谋西娄枯哪!”

    轮到我问他们的来历了。他们俩就结结巴巴、断断续续而又十分热情地向我叙说:他们有只个伙伴,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由山东去法国当劳工的。大战结束,他们就失了业。回国呢,无房无地,逃不出一个饿字。听说德国战败后很缺劳动力,二人就把得的纪念章、奖章卖了作路费,到了德国。到了那里才知道,招人的地方虽有,可不是招工,而是招兵。招去苏联搞武装干涉的雇佣军。管他是军是工,不是管饭吗?管饭就去!他们就穿上军装到了苏联。和红军接了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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