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多村秀美
喜多村秀美 (第2/3页)
次火，就感到不值得，三个人就商量：“咱们是卖力来的，又不是卖命来的。冒这个险干啥？听说红军对俘虏不错，干脆投降算了。哪里不是混饭吃？”在法国他们就听说过，红军是为工人阶级打仗的。三人钻出战壕，打上白旗跑到了红军那一边。红军听说是中国人，十分优待，没让他们进俘虏营，把他们直接编进西伯利亚兵团跟日本军去作战。可是不凑巧，西伯利亚兵团打了败仗。一个伙伴受了伤，两个伙伴抬着他。三个人全叫日本人抓了俘虏，押送到日本四国岛上去。战争结束后，要遣返战俘。俄国人全送走了，因为他们不是俄国公民，就只好在日本留了下来。这三人除了老孙念过几年私塾，那两人全不认字。想进工厂当工人也不够格。幸亏三人前后当过四个国家的工人和大兵，有一个始终在伙房打下手，学了一手作大兵西餐的手艺，就拿遣散费，摆个小摊卖起街头西餐来。卖了几年，多少攒下点钱，把饭摊搬进屋子，算是有个店面。有了钱，三个人也就有了矛盾，干厨师的那一位总觉着他那份分得少，一怒之下抽了股，到一个大使馆当厨子去了。剩下老李和老孙，两人觉得决不能再分开，就抱着团活下来。靠了省吃俭用，官面上打点得周到，买卖兴旺了一阵，就在这个小城又开了个分号。平时老李在这坐镇，隔三差五老孙也来瞧瞧，两人都没家口，在财产上、收入上也就不分，你谦我让，过得相当和气。眼下因为战争生意冷清了，只是对付着过日子。
我问：“你们不想回国了吗？”
他俩互相看了看。老孙低下头，擦了下眼说：“回去我们没有饭碗。在这儿混吧！哪块黄土不埋人呢？”
尽管给病友送饭占用的是我休息的时间，回去太晚也要挨打，说到这儿我就匆匆告别了。但从此以后，一有机会我就到落叶堂来小坐一会儿。旧历年，工厂放了两天假，并准许外出两小时，我又去了，恰好老孙也在，正在吃年酒。他们就留我吃酒。吃过几杯后，老李亲热地对我说：“美不美，乡中水，亲不亲，故乡人，我攀个大辈，叫你声侄子，今天我对老侄说句体己话，要不合适你也别在意，我不知你家乡还有老人没有，也不知跟工厂订的是活合同还是死契？如果家乡还有老人，又订的活合同就算作罢。如果没有牵挂了，想在日本这地方混呢，我想把你从工厂赎出来。咱们合到一起过。你有个落脚处，我老了也有个依靠。也免得我两眼一闭，挣下点家当全便宜了外国人。”
我告诉他我家中还有一家人。工厂订的是两年合同。期满送我回国。虽不能遵命，对他的厚意还是感激的。
他们俩便用日语议论起来。我日语说不好，听还是能听懂大半。听老孙劝老李说：“不要三心二意了，就把那个女人娶下吧！入赘就入赘，改籍就改籍，姓丈人姓就姓丈人姓。成家立业是正经大事，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老孙大几岁，指望你照顾我；你老李老了，谁照顾你呢！”
他俩议论一阵，又劝我一杯酒。老李从衣柜里拿出件新衬衣叫我换上，说是表一表乡亲之情。那时日本纺织品奇缺，三年的配给票加在一起才能买一件人造丝衬衣。这礼物是很贵重的。我高兴得再三称谢。是否就在这一阵忙乱中把血型符号掉了，已记不清楚。
造反派听了，很不满意。他们说喜多村等三个人，明摆着是国际间谍。同时为德日两个法西斯服务，很可能还和苏联的克格勃有关系！他们请你吃饭，是拉你入伙，你接受了这个邀请，头一天就出卖了大量军事、政治、经济情报，连榛子面多少钱一斤都说了！那件衬衣，就是你出卖情报的报酬，你自己也说了，那是件贵重礼品。资产阶级唯利是图，会白送你贵重礼品？世界上有无缘无故的爱吗？你应当交代你回国后还跟他们有什么联系，拿白布条作联络记号是什么时候约定的？这一次喜多村秀美来找你是什么任务？
这件事给我带来的麻烦，没兴致细说它。奇怪的是章组长一边要我承认是特务，一边却去陪秀美他们串连，而且连一起吃饭的发票都拿来向我“报销”，说是替我招待了外宾。一个月后他给我送来一张照片：说秀美走了。照片是留给我作纪念的。这张照片也实在妙，确有纪念价值：喜多村秀美穿着红卫兵的假军装，戴着红袖标，高举红宝书作“三忠于”的姿态，日本妇女那副温良恭俭让派头，一个月功夫消磨得剩不下多少，确已是“不爱红装爱武装”了。只是仔细审视，比纯牌红卫兵们眉宇间尚少几分杀气。更妙的是，她还在照片后面题了字：“兄长！祝你继续革命不落伍。”我这里在交代怎样向她出卖情报，她那里却在表示要“三忠于”，已经有点牛唇不对马嘴了，这“特务联络员”竟然鼓励我继续革命，岂不古怪？我问章组长这该怎洋认识？他得意地说：“你看看，经过我们造反派耐心的工作，连她都在毛**革命路线的感召下觉悟了，你还坚持反动立场吗？彻底交代吧！想一想后果！”
一晃就过去了好几年。“狗打石头人咬狗”的局面也并没有维持多久。“***”垮台了，比他们上台所用的时间少得多。而在后期，章组长又忙于跟自己老婆离婚和追求一位香港来的打字员，对我放松了追问，这笔糊涂帐终于往“***”头上一推了事。
从牛棚出来之后，在待分配的闲暇中，翻看过时的“参考消息”，又想起了喜多村秀美。那时小报上，登了一些外国红卫兵武装闹革命的事。其中也有来自日本的消息。我虽不敢和外人议论，可心中颇有怀疑“枪杆子底下出政权”、“农村包围城市”这一套法宝。在地窄人密，通讯、交通很现代化的日本，当真也“放之四海而皆准”吗？一看到秀美那张穿绿军装、举红宝书的照片，我就忧虑：她会不会贸然参加那些扔炸弹、劫飞机之类的事去？会不会碰到什么意外的遭遇？她那年已七十岁的父亲又怎么样了？女儿会不会和他划清界线、一刀两断，像我们中国许多家庭那样演一出悲喜剧？
我注意阅读来自日本的每一行新闻。可是找不到有关她的消息。
一九七七年，我恢复了工作。有一天外事部门打来电话，说一个日本来访团体和翻译要见我，问我见不见。我急不可待地问：“是喜多村秀美吗？”
“对！”
“能马上见她吗？”
“马上可不行。她后天才有时间。到时候我们派车来接你吧！”
我答应了。可是这一天我心乱得什么也没干下去，急于想知道她近两年的情况。
从恢复工作以来，为了把我这半残的身体弄硬朗点，我坚持步行上班，起得相当早。早晨路静人稀，常会看到大白天不易见到的稀罕事。外事部门打电话来的第二天，是个有雾的清晨。我上班时经过天安门前，走过金水桥旁，听见有个女人的哭声。无意间向哭声起处望了一眼，发现坐在地上的竟是个穿墨绿色连衣裙，头发蓬乱的日本女人。是不是走错路找不到宾馆了？是不是钱包叫人偷走了？虽说忌讳仍然很多，心有余悸，但总还有一点中国公民的责任心，不能昧着良心假装不懂日本话。我就走过去问了一声：“您有什么要我帮忙的事吗？”
女人抬起头，擦擦泪看了我一眼，随即叫了声：“兄长！”接着就拉着我的手大哭起来。竟然是喜多村秀美！真想不到，也真没办法，似乎她每次和我见面总要把我放到个尴尬境地上！上一次是那个样，这一次更蹊跷，天刚亮，在天安门广场，一个外国女人拉着你的手哭……我简直手足无措了，有点着急地问：“你怎么啦？说你明天才有时间见我，怎么今天倒有空在这里哭，你疯了？”
“幻灭了。哭我自己，可怜我自己！”
“说明白一点不行吗？”
“还用说吗？”她指指东西长安街说：“红海洋没有了！语录牌没有了！揪斗牛鬼蛇神的红卫兵队伍没有了！世界革命的中心在北京，可是北京不革命了……”
如果是中国人说这些话，我可能一句把就她顶回去，更可能一个耳光打得她头脑清醒些（我没真打过人，可是在想象中打过人，而且把人打倒了。这种想象直到近年才消失。它是从我挨章组长的第一个耳光时开始产生的）。
我说：“原来我以为你是个有志于革命的青年，是善于思索的人。没想到竟这么轻信。相信一件事十分轻易，否定一件事也十分简单。”这一句带责备的话，倒起了止哭的效果。她猛地站起来问我：“这是你说的吗？我是称呼你兄长的！”
“我就是以兄长的身份来指责你的！”见她没有说话，我又问：“你在中国能呆多久？”
“‘友好之船’要走沿海三四个城市，总共二十天。”
“你在这二十天里把你的眼睛转到普通中国老百姓身上去：工人，农民，老干部，知识分子，看看他们脸上的表情和你上次来时有什么变化！如果你愿意，也可以问问他们对现在党中央的政策是什么态度！你可以从我开始。你上次来时，为了嘱咐你自己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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