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八十六章 莫利
第三百八十六章 莫利 (第2/3页)
好事也做过不少。在东安公园搭救落水的服毒青年；每星期五，定时去照看一位癌症晚期病人；辅导邻居的孩子学英语；组织同学和不讲理的校方膳食科斗争；赈济经济条件差的外地同学；逢年过节为年级活动排节目；冬天在医院实习，把听筒在自己胸口焐热，再放到病人身上。
可是，到底是膨胀的虚荣心占着上风，一切不过是为了出出风头。这就得罪了很多人，尤其是政工干部看不惯，打定主意要整莫利。后来，莫利又组建摇滚乐队，还响应1985年底的学生运动写了大字报。在开完第一场音乐会后，莫利被市公安局请了进去。经过三个月的调查，莫利的问题被退回学校处理，可是校方不准备接纳莫利，他们把莫利送进了劳教农场。在劳教农场，莫利一待就是三年。
关于组建乐队，是受了艾伦·金斯堡的启发。很少有人知道，金斯堡在八十年代来过上海。因为当时有些害怕他，不做大范围的宣传，怕他突然坐在上海的街头就扯开嗓门唱起来。讲座是在复旦大学的一个小楼里举办的，外国留学生都仰慕他，纷纷前去。莫利是随莫利的德国女朋友去的，原来也并不知道广告上写着的beats就是"垮掉的一代"。金斯堡朗诵了《母亲》的片段，声音富有感染力，忽吟忽歌。他还拿出他的单音手风琴和澳大利亚岩石，介绍独特的吟唱艺术。讲座后，莫利和他交谈了一会儿，主要是关于他感兴趣的中国现代诗的问题。
莫利曾经深感汉语书面语与口语两异的好处，也极为诗与歌在语言的长河中终于分离开来而尴尬。金斯堡的吟唱似乎给了莫利一点提示。汉语的现代化是否有必要恢复弦歌的传统？作为听觉的语言是否简单等同于粗放的北方口语？汉语现代化只能走印欧化的路吗？白话文的俚俗化如何通俗化呢？
莫利首先想到的是唱诗。把诗文拿来唱诵，不仅是一种检验，也是一种直接的试炼。莫利的工作由此真正开始了。莫利和学建筑的一个学生叶亏夫组建了一个创作组，取名为"再见"，其后，又易名为"太阳同伴现代城市民谣演唱组"。不过，那时是混乱的，忽而唱诗，忽而摇滚，又忽而民谣。其实，只不过与莫利们接触的书本和唱片有关。伍迪·加瑟，琼·贝兹，鲍勃·狄伦，约翰·列农，弗拉基米尔·维索斯基，陈达，努葡拉……一长串人物与莫利们形影相随。莫利们还不太明确要走的路，举步维艰，苦苦摸索。另外，成长的主题还没有完成，莫利们的生活也是忽明忽暗。
莫利又开始捡起莫利的音乐，学起了吉他。那是1984年到1985年之间，这段日子莫利变得沉静起来，不屑于去参加社会上的活动，对书斋式的文读主义的现代派兴味索然。莫利把大量的时间厅在学习和声学和体验语言上，和乐队成员一星期一次的排练交流和创作讨论成为工作的中心。莫利再次闻到了初春丁香花的气息，再次注意到少女们含蓄的美--固定时间在同一个车站候车的人，缜密的雨水和栖息在电线上的野鸟，引伸到海滨的铁路线，这一切都会引起莫利的关注。日子变得有序起来，然而，新的开端却被粗暴打断。莫利失去了自由。
在市局的拘留所呆满三个月后，莫利被押解到殷皋路中转站，在那里新的劳教学员要经过初步的整训，然后才能送往外地农场。莫利被剃了光头，照了囚照，体面全无，威风扫地。因为身体状况不好，加上别的特殊原因，莫利的一只脚开始发炎化脓。
莫利们这批人要被送往江苏省大丰县的川东农场。这个改造农场建于解放初期，最早是个妇教所，旧上海的妓女就是在那里得到了彻底的洗心革面。在大丰的二年多，莫利还看见不少改造好的妓女，现在已经变成场工，从良嫁人，生儿育女。记得有一次，莫利在磨房里碎苞米，连续干了几天，神情恍榴，骨头架子都要松了，心里绝望极了。一位阿婆，她是当年的不良人，对莫利说："别怕，做是做不死的。我是过来人，多少年了，我没有看见做死的人。就怕心死，心不死，什么都会好起来的。"这些话和后来她给莫利的一些关照，使莫利挺过了危险期。
莫利们被押解去农场是1986年的中秋节，那天月亮出奇的好。当天晚饭，发给每人两只鸡蛋，老号子说，明天准走，吃鸡蛋的意思就是让莫利们滚蛋。给他说着了，夜里三点，凄厉的哨子响彻牢房。一阵折腾，莫利们给塞进囚车，卷着铺盖集体流放了。透过设有铁栏的车窗，莫利看见上海的夜空圆月朗朗，安详，美丽，温润之极。经过一些熟悉的街道，美好的联想涌动了心里的泪水，真是"十分月好，不照人圆"啊。本来莫利是应该和家人坐在一起的。突然莫利想到，这样的夜晚，要有多少人家不能团圆呢？
这个中秋节仿佛是一个隐喻，后来，所有的不幸似乎都拣选这一天降临。一年年过去了，莫利抬头看着月亮，含着眼泪写道：
"月亮总是在分别的时候圆起来，分别的时候总是在相爱的时候来到。"
那时候，莫利们家困难到了极点，母亲已经病退，工资微薄；妹妹正在实习，还没有分文收入；而父亲则远在贵州，因为要支撑这个家，必须独身留在那里，挣几十块钱的薪水。为了给莫利买必要的书籍和邮寄生活必需品，母亲通过一个亲戚介绍，拖着病体，起早贪黑地去一家工厂的食堂给人做饭。最残酷的还不是这些，而是来自各方的精神压力。莫利所有的同学都消失了，莫利所有的亲戚都不见了，像躲瘟疫一样躲避莫利们家人，甚至莫利的一本做有读书笔记的书，他们都恨不得交出去，怕上面有反动言论，邻居在背后指指戳戳，闲言碎语，不怀好意的人开始落井下石……倒是莫利高中的恋人，有一次在街上遇见莫利母亲，说了很多安慰的话。她对莫利依然有信心，认为莫利回到社会以后，一定还能做得很出色。
这些事情开始触及莫利的灵魂，开始无声地啮噬着莫利的心。很多问题，莫利一时想不明白，但是，莫利知道，莫利必须学习，克服重重困难学习。
莫利用十八块钱从释放的人那里买来一把吉他，拜所有会弹吉他的人为师，不论劳教分子还是警察看管。
莫利找来所有可以找到的书，胡塞尔的《现象学》，马尔库塞的《单面人》，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埃利蒂斯，博尔赫斯，布莱西特，聂鲁达，索因卡，西蒙·克洛伐尔，《诗经》，《楚辞》，《稼轩长短句》等等，等等。还有音乐教材，和声学，配器法，赋格，民歌资料，一本本总谱。
莫利还搞来一部老的雷明顿牌的打字机，试着用英文把莫利的思考和感受写下来。后来，这些英文手稿被一位塞浦路斯的诗人拿走不少，他很喜欢其中的一些段落。
有一阵子，莫利热爱音乐到了发狂的地步。莫利甚至丧失理智地对看管莫利的警察说，给农场买一架钢琴吧，为了钢琴，可以改判莫利无期徒刑或者永久留场劳动。他不置可否地对莫利笑笑。他的这种笑，莫利很难忘，因为是善意的，又充满苦涩。当然，莫利读懂他的笑，也是多年以后的事情了。
为了音乐，莫利付出的不少。终于，莫利在城市里的朋友们和莫利取得了联系。通过互相通信，莫利们分散的人重又聚拢起来。"再见"创作组开始成熟，在经受磨难以后，莫利们变得坚强。莫利不断地把作品寄出去，上海的朋友不断地扩充力量组织排演。有一天，他们通知莫利有一首歌要参加"星期广播音乐会"的直播，兴许莫利可以听见。一个警察被莫利们的努力感动，到直播的那一天，借给莫利一台短波收音机。莫利们几个劳教分子不顾酷暑，簇拥在一顶蚊帐里，聚精会神地听混有严重电磁干扰的音波：贝司和架子鼓摇晃着骚动起来，接着发制器吉他开始穿行其间，然后是莫利熟悉的歌词和吟咏它的声音，莫利清晰地听见叶亏夫在唱。这就是莫利的音乐，莫利的灵魂，从住着莫利家人、朋友的城市，穿过乌云、雷电、长江的波涛、严密的防风林和几万公顷的麦田，来到了高墙与铁丝网之内，它冲击着莫利的鼓膜，冲击着莫利的每一根神经。
在农场，最最有益的事是，莫利懂得了人们是多么地看重文化知识，不论犯人还是警察，他们都渴望掌握这一有力的武器，即使条件有限使他们缺乏文化知识，他们也会对和他们有同样感情的"知识分子"充满崇敬。哪怕听一听关于知识的事情，哪怕闻一闻有学识的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