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在历史与文学的分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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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历史与文学的分叉点 (第1/3页)大英博物馆里对于文艺复兴的解说是：“这是人们改变看待世界方式的时代。”
在中国人的历史里，“看待世界的方式”其实一直发生着变化。“二十四史”向来被认为是确凿记载、复盘过去的“准绳”，但它们的标准，却因时代的不同而不同。
《史记》里，司马迁记载了三皇五帝，记载了“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屈原，记载了“赵氏孤儿”的故事。在司马迁的标准里，他写历史，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穷一家之言”。所以在他的历史里，他问道，如果上天是公正的，为什么伯夷叔齐这样有德行又近乎严厉地要求自己的人，却落得饿死首阳山的下场？
但司马光，他不会这样问。《资治通鉴》里，没有屈原，没有李白杜甫，也没有伯夷叔齐，他只关心那些“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的人与事。他的标准是，作为一个“社会人”，怎样才算履行了自己的职责？
“史书”是历史记载，更是史家最火热明确又无保留的道德观念。在我们放心地把他们的记载当做发生过的事实的时候，也照单全收了史家关于“善恶”“对错”和“世界应该有的样子”的标准。所以，文明史学家威尔·杜兰特说，历史大部分是猜测，剩下的是偏见。作为后来人，我们其实没有选择另一种视角的权利——材料与观点早已血肉相连，我们看到的过去，永远透过的是历史学家的眼睛，我们甚至没有权利去选择景深、色调，到底特写谁。
但好奇心并不允许亦步亦趋的阅读，总想要发现更多的角度、材料，拼凑出更完整更有血肉的人物。裴松之给《三国志》做注，做出了许多细节丰富的侧面，甚至改写了人物的品格。他提供了荀彧的两种死法：陈寿在《三国志》正文里写，荀彧因为忧虑死了。裴松之却说，《魏氏春秋》还有另一种讲法：曹操送给荀彧空食盒，荀彧便知道，这是曹操不能容忍他，便自杀了。他也提供了曹操杀吕伯奢一家的两种解释：《魏书》说，曹操逃到吕伯奢家，吕伯奢的儿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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