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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如果说历史曾经对于大明这个金池圣僧有过程一次考验。
应当就是在嘉靖十五年到嘉靖二十九年，这几乎完全与朱载壡的一生重合的十四年。
作为金池圣僧的明帝国与东亚几乎集齐了所有的必要不充分条件，但依旧被观音抛弃。
有人说是因为封建皇权过于强大，有人说是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
这些答案我觉得都对。
但是都太大了，大到让人不明所以。
明朝的问题，不是去一个穿越者发明出台蒸汽机、种两株洋芋就能解决的。
所以，这是一个金池圣僧成为取经人的故事。
较之于原本的西游记，经书还是一样的经书，只是取经的人不一样，出发的地点不一样。
资本主义“萌芽”这个词用的完全可以说是巧妙。
已见其形而未得其势。
何也？
犹未见光也。
故，是为萌芽。
我们需要一个更直观的答案，让我们可以真真切切的感受到的，明王朝乃至整个东亚当时存在的问题。
而且我坚信，这个答案绝不是什么自带劣根性，也绝不是某个人弄出来几样现在看来粗糙无比的机器，甚至是哪个富贵闲人脑袋被树上的苹果砸了一下所能导致的。
因为决定历史走向的，创造崭新历史的，以前，现在，将来，从来都是千千万万的劳苦大众而不是他们。
伟大发明的伟大之处从来不在于是谁创造了它，而是千千万万个普通人愿意用本就不充裕的物质资源去换取它从而赋予了“伟大”以生命。
《西游记》从不因吴承恩而伟大，《西游记》之所以伟大，是因为自唐起，上千年时间里从历代先民对于西域的好奇开始流传，至明代时故事开始升华，故事的重点回归到了东土自身的问题。
《西游记》这个故事的演变过程本身就是历代先民的一次西出取经而后回归东土的故事。
同理，创作《大明总宪》这本书的也并不是我。
我们的祖辈先是在一个名叫嘉靖朝的历史时期创造了这段历史。
而现在思考这段历史究竟带给这片土地了什么的各位看官产生了需求，让我能有机会把这些历史片段汇总成一个故事去推演历史的另一种可能。
读者的兴趣跟祖辈的故事，才是一本历史文的核心要素，而我实则是那个最不重要的部分。
本质上，这是我们两个时代的人跨越近五百年的时空共同创作一本书。
也许这就是历史文的魅力所在。
惟愿诸君，一帆风顺，遇风踏浪。
包括创作时本书时，但不仅限于创作本书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