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强身性格：一天一天让自己壮大起来
（一）强身性格：一天一天让自己壮大起来 (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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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曾国藩苦口婆心，尽剖利弊，但曾国荃就是不为所动，坚决不从天京城下撤兵。在此后的一个月里，曾国藩不断劝说其撤兵，甚至搬出了“活兵”、“轻兵”、“呆兵”、“重兵”来说服其撤兵。
弟在军已久，阅事颇多，以后宜用活兵，少用呆兵，多用轻兵，少用重兵。进退开合，变化不测，活兵也；屯宿一处，师老人顽，呆兵也；多用大炮辎重，文员太众，车船难齐，重兵也；器械轻灵，驮辎重，不用车船轿夫，飙风电驰电击，轻兵也，弟军积习已深，今欲全改为活兵、轻兵，势必不能，姑且改为半活半呆、半轻半重，亦有更战互体之时。望弟力变大计，以金陵、金柱为呆兵、重兵，而以进剿东坝、二溧为活兵，庶有乎！
曾国荃依然固执己见，杨载福也觉得不应就此撤兵。曾国藩写信与左宗棠商量，左认为曾国荃兵虽不能野战，但“亦不以退兵之说为然”。然而，周围的人却都认为曾国荃轻兵冒进，是不自量力，“众人藐视沅甫非能力之人”。纷纷建议曾国藩强令将兵撤回，另谋他法。这就使得曾国藩左右为难，了无定计。最终促使曾国藩同意曾国荃不从天京撤军，继续攻坚的是曾国藩经亲自考察后确信曾国荃能为才做出的。
只有受到伟大目标的激励，只有执著地追求有意义的人生，你才能在世界上做出一番了不起的成就。成就的大小与成就本身，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你的进取心和决断力。如果你到现在还没有为这两方面做好充分的准备，那么你必须从现在开始就一定要努力培养这方面的品质，否则会一事无成。没有哪一个有成就的人不是通过不懈的努力才达到目标的。一旦进取心消退了，我们就失去了前进的动力；一旦动力消失了，我们就会随波逐流。
一个年轻人不是向上看，走上坡路，就是向下看，走下坡路。如果缺乏向上的精神，就一定会堕落。作为一个年轻人，能力越差，就越应该尽可能多地利用这种品质以提升自己。如果你只有一项才能可以用来谋生，你就应该比拥有十项才能的人更加努力，更加充分地利用这种唯一的才能，这样才能阻止自己示弱性格的发生！
从零开始，建立自己的人生平台
心态分两种，积极心态和消极心态。积极心态能发挥潜能，能吸引财富、成大事、快乐和健康；消极心态则排斥这些东西，夺走生活中的一切，使人终生陷在谷底，即使爬到了巅峰，也会被它拖下来。
曾国藩的《杂著》中有《居业》一条，意思说打江山创事业都要有积极的心态作为基础。他说：“古代英雄的事迹必定有基础：如汉高祖刘邦在关中，光武帝在河内，魏在许州，唐在晋阳，都是先占据根据地，然后进可以战，退可以守。”曾国藩把建立积极的心态基础归纳为两个必要条件，即规模宏大，言辞诚信。
他具体解释说：就像居室那样宏大，那么它占的宅地就广阔，能够庇护的人就多。诚信如果站得很稳固，结构就会很牢靠。《易》说：“宽大居之”，说的是宏大；“修辞立在诚字上，可以居为”，说的是诚信。大程子说：“道之浩浩，从哪里下手呢？只有立下诚，才有可以居住的场所。诚就是忠信，修省言辞，便是要立得这忠信。如果口不择言，逢事就说，那么忠信也就被埋没动摇站不住了。”国藩按立得住，就是所说“居业”；现在俗话说“兴家立业”就是这个意思。子张说：“掌握的德不宏大，信的道不专一，还能叫有吗？还能叫无吗？”也就是说如果不能宏大诚信，那么我的知识浮泛动荡，说我有不行，说我无也不行；这样终生没有可居之业，这就是程子所说的“立不住”了。曾国藩几乎从零开始，到一呼万应，正是借助做场、做局而发生变化的。他多次谈到“局”，鄙视那些在局外呐喊议论者，倡导挺膺负责，躬身入局，认为这样，才能有成功的可能性。曾国藩起家之初，手中无权无势，所以跟从他的人并不多。从长沙临行前，邀左宗棠参谋军务，遭到拒绝。但左宗棠拒绝入幕后不久，即加入到骆秉章的幕府，令曾国藩很难堪。李鸿章初次来投，曾国藩也说：“少荃（李鸿章号）是翰林，了不起啊！志大才高。我这里呢，局面还没打开，恐怕他这样的艨艟巨舰，不是我这里的潺潺溪流所能容纳的。他何不回京师谋个好差事呢？”表面上是拒绝，实际上担心水浅养不了大鱼，李鸿章吃不了这份苦。
曾国藩还同时发出另外几封邀请信，但应者寥寥，甚至连过去的好友冯卓怀、郭嵩焘都不肯随行，刘蓉虽被他强拉硬扯出来，但不久即坚持而归，留下来的只有李元度、陈士杰数人。陈士杰字俊臣，湖南桂阳州人，以拔贡考取小京官，分发户部，遭父忧回籍。因在家办团练镇压当地会党为曾国藩所赏识，在衡州招聘入幕。李元度字次青，湖南平江人，以举人授官黔阳教谕。李元度曾上书曾国藩言兵事，为其所赏识，约于1854年2月前后入幕。曾国藩深感孤立无援之苦。他在给弟弟们的信中很有感慨地说：“险凶战危之地，无人不趋而避之，平日至交如冯树堂、郭嵩焘者尚不肯来，则其他更何论焉！”又说：“甄甫先生去岁在湖北时，身旁仅一旧仆，官亲、幕友、家丁、戈什哈一概走尽。此无足怪之事。兄现在局势犹是有为之秋，不致如甄甫处萧条已甚。然以为此为乐地，而谓人人肯欣然相从，则大不然也。”曾国藩当时惨淡经营的情形，由此可见一斑。
曾国藩认识到自己局面尚未打开，台面小，又不轻易向朝廷推荐人，当时环境又恶劣，随时都有送命的危险，人们当然不愿死心塌地跟从了。因此，曾国藩再次出山时，向清政府要求授予他一两省的实权，对稍有才能者，保奏、荐举不断，加之打了几次胜仗，所以才有“群雄蔚起，云合影从，如龙得雨，如鱼得水”的局面。
曾国藩任两江总督后，即成立左宗棠军、李元度军；攻下安庆后不久，又令曾国荃回籍招募湘军6千；以后又成立李鸿章的湘淮军及淮扬和太湖两支水师，等等。各将领也深知部队多，战功多，既可多得利，又能获高官、掌大权，因而往往不待命就自行筹饷，招募新营。
同时，当曾国藩既任两江总督，又任钦差大臣之际，情况就更今非昔比了。不但南方省份封疆将帅，凡有升罢，曾国藩“皆与赞画”，而且，朝廷凡有大的举措，都要征求曾国藩的意见。这时的僚属们自然感奋异常。“我辈属在僚佐亦为感奋，愿与同志相磨砺也。”郭嵩焘也说，“近来朝廷举措，真是从大处着笔，为从来所未有。”
曾国藩的“台面”做得越大，他的僚属们就越有希望，越有干劲儿。难怪曾国藩开赴两江时，高唱挺进歌了。
凡是获取成功性格的人，都有这样一个体会：能站在高处，打量周围，把一切控制于手中。曾国藩能够有一种把场面做大的思想，知道要想获取成功性格，必须要有大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