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挺立性格：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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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挺立性格：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第1/3页)自信与豪迈是成功的砝码
皮鲁克斯在《希望你的性格中多一些远见》一书说：“成功的性格必须首先克服短见和盲目两大弱点，因为它们均因缺乏自信而形成。”做任何事情，都不会一帆风顺，总要面临挫折。这就要求你在最困难的时候，克服注重眼前利益的短见，要有长远的眼光，自己给自己定好位。这是保证得到成功性格的必备事项。
一个人如果对于自身的能力缺乏自信，即使其中掺有谦虚的成分，也无法使自己获得真正的成功性格，更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幸福。因为健全的自信往往是导致成功的关键。梦想是人类的特权和天性，成功者会展开梦想的翅膀，立定目标飞向诱人的未来，追求人生的成功性格。人们对梦想总是持一种鄙夷的、不屑的看法，但实际上每个人，从童年直到老年，谁也无法摆脱梦想的纠缠。应该讲，这是一种良好的性格。
我们每个人都曾经如同小鹰一般，曾拥有过翱翔天际，悠游自在的壮阔梦想。有趣的是，这些伟大的梦想，往往也就在周围亲友的一句句“别傻了”、“不可能”声中，逐渐萎缩，甚至破灭。其中，这种破灭还与你性格中的弱点有直接联系，即你因别人而放弃远见，可能开始充满短见，贪图小利了。
怎样才能获得一种没有短见却又自信的成功性格呢？想象一下你的问题的答案，想象你正爬越心中的山脉，想象你正冲过终点。表面上，这些设想好象很不实在，但却往往能增加你的耐力，使你百折不挠，继续向理想迈进。
一个成功者的性格应该如此：莫让我们的梦想因别人的几句冷言冷语而熄灭。安于现状，只会使你丧失获得更卓越成就的能量。只要你的眼光看得够远，就一定能真正飞起来。
所以，你的性格中应该融入自己的主见，自信能在将来有所作为，才能放弃小恩小惠。否则，你成不了大事，这都是因为你的性格弱点制约了你！
一个人的成功表面看来少不了众人相助、英雄援手，以及势、位等场面。这固然是“硬件”，但更重要的是成功者本身的“软件”也要过硬。曾国藩用“真龙必有云，真虎必有风”形象地说明了人的品格及真本事对成功的影响。在古代，“平天下”是一个人成就最大的标志；在现代，“大富豪”则成为最成功的证明。
自信与豪迈是成功的砝码。在曾国藩的一生中，很多时候表现了他的自信与豪迈。
曾国藩21岁在湘乡涟滨书院读书时改号“涤生”，意即涤除旧习，焕然一新。他自青少年时代就“锐意功名，意气自豪”。立志“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为光宗耀祖、报效朝廷要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这种志向不能不在其诗作中有所体现，譬如他在诗中写道：“浩浩翻江海，争奔且未阑。古来名利客，谁不到长安。”他踌躇满志，信心十足：“莫言书生终龌龊，万一雉卵变蛟龙。”他23岁考取秀才，24岁考取湖南乡试举人，然后远离家乡赴京师会试。但两次会试都落第了，他并不气馁，反而更加坚定了“天生我材必有用”的信念。
曾国藩在功名仕途上的进取精神不是一般人所能企及的，他的成功是建立在自尊、自信、自强的意志上的。他还坚信“是真龙必有云，是真虎必有风”。
他在一首奋发图强诗中写道：滥觞初引一泓泉，流出蛟龙万丈渊。
从古精诚能破石，薰天事业不贪钱。
腐儒封拜称诗伯，上策屯耕在砚田。
巨海茫茫终得岸，谁言精卫恨难填？这首诗也充分地体现了他的自信与豪迈，看到此，我们对曾国藩后来的大作为似乎就不应感到偶然了。
当然，志向自信与豪迈不能流于真正的狂放，他还需要以那种笃实、百折不挠的精神与干劲去实践它。所以，曾国藩说：“虚心实做，庶几乎道矣！”
一个人能不能管好自己有这样两点：一是有无坚强意志，二是有无撒手不管的行动。一个不能管好自己的人，无论如何也成不了大事，更谈不上获取成功性格。曾国藩在此时可能不会获取成功性格，但在彼时一定能获取成功性格。因为他能管好自己，不乱方寸。
放远眼光，图谋天下事
信命是很多人的性格之一，这种人往往将成功归功于运气，确实人生充满机会，成功者能识别它，牢牢地把握它。因此，假如在你的性格中能与命运挑战，就证明你是强者！
我们相信人生中充满机会，但我们往往不懂得把握。我们归功于运气的成就，有许多其实与运气完全无关，应归功于当机立断、敢作敢为，见人之未见，坚持不懈。
成功不仅仅靠着努力得来，事实上，另外还有三项重要因素：
第一改变自己的性格，第二是了解成功的规则，第三是掌握机会。
自从鸦片战争中国失败以来，有识之士已经体会到：中国各方面都需要彻底改革，否则难以图存。然而深闭固守的社会、虚骄自大的士大夫、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共同形成了进步路上一道不可逾越的天堑，使任何改革行动，都似乎寸步难行。
道光末年，魏源在他所编《海国图志》的前言里，首先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当时并未得到重大的反响。
咸丰末年，冯桂芬写了一部书，进一步对仿行西法，革除中国政治传统上的许多积弊，提出了具体而系统的方案。书印成之后，冯桂芬曾特地送了一部给当时的两江总督曾国藩。曾国藩推许这部书是“名儒之论”，但认为书中的主张，多数难以实行。
曾国藩之所以有这样的看法，可能是基于对当时现实环境的了解，认为在这样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之下，不可能做如此重大的改革。然而，在基本态度上，他已觉察到中国的积弊，的确有振作变计的必要。不过，由于他接受的是传统科举教育，所经历的环境，只限于国境之内。能影响他的师友，见识都远在其之下，因而使他在改革的步骤及方向上，不能形成一套清晰、正确而坚定不移的方案，甚而时时还显露出他对大局的认识，未免有所偏蔽。所幸曾国藩尚能随着经验的累积而逐渐自我修正，是以在促进晚清中国近代化方面，他仍是具有相当贡献的。
例如咸丰十一年（1861），清恭亲王奕等奏请以洋药税购买外国轮船枪炮，用以攻剿太平军，以期早日戡定内乱。有旨令曾国藩、官文、胡林翼（官为湖广总督，胡是湖北巡抚）等先行妥为筹议，次第实施。
曾国藩于是年七月的奏复，却认为火轮船对于攻打太平军，没有多大用处。他说：“轮船枪炮之所以被人重视，不过因为国人震于其少见，遂使洋人得以炫耀罢了。”可是这事既创议于执政中枢的奕，又经皇帝批准期于必行，曾国藩自不敢加以否定，只好赞成购买。在同一奏折中，他认为只要买得若干西洋船炮之后，招募一批聪明智巧的本国工匠，加以仿造，一两年之内，我们就可以与洋人共享船炮之利而并驾齐驱了。后来的事实证明：太平军的平定，得力于西洋船炮的助力甚大（至少李鸿章的淮军便是如此），而仿造西洋船炮的工作，并不像他在衡州仿造广东战船那样容易，耗银千百万，费时数十年，终清之世，犹未达到能与列强相抗衡的水准。曾国藩料事，显然不尽透彻。
不过，曾国藩逐渐在改变。头一年，他还不以为购买船炮是当务之急，第二年，他却在安庆着手试造中国第一艘轮船了。有一次，他告诉幕僚们说：“中国要讲求自强，基本要务，第一是革新政治，第二是访求人才。而目下最为急迫的手下工作，就是学会西洋制造船炮的技术。一旦我们学会了船炮的制造，那么洋人的长处我们也有了。无论是与洋人和平相处或相互对敌，我们都可有所倚恃。否则，我们与洋人是没有道理可讲的。无论是仇视他们或感谢他们，终将落得一无是处。”曾国藩这一席话，大体上是有见地的，只是他把洋人的长处，看作唯有“船坚炮利”而已，则未免仍是当时一般世俗的看法了。
同治元年（1862）七月，在曾国藩大力支持之下，幕客华蘅芳、徐寿等居然造成了一部轮船发动机。试验的结果，曾国藩大表满意。他的满怀兴奋，在日记里充分地流露出来：“洋人的智巧奇技，到底被我们中国人学会了。从此以后，洋人再没有可向中国夸耀的东西了。”然而，事实并不像他意料中的那么简单。从一部略具雏形的发动机到一艘可以行驶水上的完整轮船，中间还有一大段距离。后来，华蘅芳等虽然殚精竭虑，苦心经营，却迟迟无法拼凑成一艘完整可用的轮船。他才知道自己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
正当造船工作屡试屡败，万般焦急的时候，华蘅芳等忽然想起了一个人——几年前在上海认识的广东人容闳。容闳是中国近代第一位留学生，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不但精通英语，具有丰富的西洋学识，难得的是他具有一颗炽热的爱国心，亟思以其所学，为祖国效力。
于是华蘅芳等共向曾国藩进言，请求罗致容闳前来，认为由他主持设立机器厂，于造船制器工作的推行，必然大有帮助。曾国藩听了极为高兴，马上让最早与容闳相识的张世贵与李善兰，写信速邀容闳到安庆来。容闳来到安庆，和曾国藩见过两次面，曾国藩认为这位青年干练可靠，立即委派他赴美采购“制造机器的机器”，计划将来设立一座机器总厂，由此而衍生各种军火器械的制造分厂。曾国藩奏准赏给容闳五品军功头衔，并交付采购机器的价银6万8千两。足见曾国藩对容闳的信赖和期许之深。
容闳赴美之后，安庆的造船试验工作仍照常进行。到了同治二年十二月，终于装配完成了中国造船史上第一艘火轮船。距离上年发动机的制成，已经整整地过了一年又五个月。这艘船的体积很小，船身仅长约二丈八九尺（九米多），时速只有二十五六华里。
曾国藩亲自登船试车之后，再度燃起了希望的火花，认为从此中国可以拥有真正的自造火轮船了。他为这艘“模型式”的小轮船命名为“黄鹄”号，意思是中国此后将“一飞冲天”，不必再雌伏在列强的脚底下了。
他计划照这艘船的式样，加以放大，并大规模制造。可是后来发现：要造成与洋船并驾齐驱的真正现代轮船，技术上仍有许多无法克服的困难。而中国当时实在没有足够的财力，供作反复试验的经费；在时间上也是远水救不了近火。因此后来安庆造船所并没有实施扩大制造的计划，连那艘已经造就的“黄鹄”号也不知所终。无疑地，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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