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挺立性格：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二）挺立性格：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第2/3页)
造船最后证明仍是失败了。
这一连串的失败，并没有沮丧曾国藩力图振作的意志。相反地，从失败的经验中，他更看清了中国制造轮船军火的重要性。唯有中国自身具有这种能力，才能摆脱外国的挟制，达到自立自强的境地。因此，他一方面企求容闳采购机器，早日回国，一方面也在寻找其他的机会，获取生产轮船军火的能力。
同治四年（1865），一个新的机会来了，李鸿章（时任江苏巡抚）在上海购得英人铁厂一座，其中设备，以造船机器为主，附带也有制造各种军火枪炮的机器。
对于学习西洋造船制器，李鸿章的热心，犹在老师曾国藩之上。得了这座铁厂之后，立即命名为“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将原先已经设立的两所军火局归并入内，扩大制造的范围和规模。曾国藩得到报告，很是高兴，表示全力支持。不久，容闳自美国采购回国的机器一百多种，悉数运抵上海，曾国藩全数批交“江南制造总局”使用。虽然厂中有的是造船机器，但由于经费及技术的限制，起初只能从事枪炮军火的制造，结果成绩很好，产品与西洋不相上下，受到这一鼓舞，曾国藩、李鸿章于是决心更进一步，兼造轮船。
同治六年（1867）四月，曾国藩准年拨江海关洋税一成约20万两，专供造船之用。一面加聘洋人工程师及工匠，指导华工制造技能，一面责成局内委员，朝夕讨论研究，编译图书，谋求制造技术的改进。同治七年（1868）七月，第一艘局造轮船完工，费银8万两，载重300余吨，逆水时速70华里（19海里弱）、顺水时速120华里（31海里强）。这是中国人自己制造成功的第一艘真正近代火轮船。
曾国藩亲自登轮，在长江中试航一遭，感到非常满意，命名为“恬吉”号。于是向清廷奏报造船及试航经过。清廷至为兴奋，降谕对曾国藩嘉奖备至。这一艘船是将轮机露出水面的明轮，从第二号开始，便改造暗轮。轮机、汽炉、船身及船上一切配备，完全由中国员工按图制作，外国工匠仅处于咨询顾问的地位而已。这所造船厂直到民国时代，仍在中国海军的修造及维护舰艇工作上，担负着重要的任务。
敢于去承担大风险
世界上绝大多数人之所以不能成功，都是因为退缩的性格所致。在这里，我们想说明一点：一个人如果认定了自己有能力做的事，就千万不要给自己留退路。否则你的性格中总会有退而求其次的因素，这一点将会对你造成致命的结果。
“缺乏自信”一向是困扰人们性格的大问题，有项针对某大学选修心理学的学生所做的调查，其中有一道问题是个人最感困扰的事，调查结果显示，缺乏自信性格的人占75%的比例。
怎样来看待因缺乏自信而形成的退缩性格呢？畏缩生活、深陷于不安、无能感，甚至对自我能力持有怀疑的人，几乎随处可见。这种类型性格的人对于自己是否具有担负责任的能力深感疑虑，他们也怀疑自己能否抓住有利机会。他们总认为事情不可能顺利进行，从而保持着忐忑不安的状态。此外，他们也不相信自己可以拥有心中想要的东西。于是他们往往退缩而求其次，只要拥有些许的成就便觉得心满意足。事实上，世上有成千上万的人们都是被这样的力量打败，并怀着不安的感觉在人生的路途上匍匐前行。严格说起来，其中绝大多数的人均没有必要遭受这种挫败。
一句话，退缩的性格，只能阻止你的前行，因为它会在你最需要前行的时候，给你一个满足的小港湾。当然，这是你性格的误区！
和平时代的人们，做事情的敢与不敢主要体现在有没有承担风险的勇气以及抗拒风险的能力，换句话说，敢不敢承担大的风险，往往这种敢并不直接威胁身家性命。而战争时代的敢则不一样了，他直接面对的是生死的抉择。曾国藩就是在关键时刻敢于行事的人。
曾国藩的勇敢与倔强，在他兵困祁门时有充分的表现。1860年，曾国藩驻扎在祁门。当时安徽南北十室九空，从金陵到徽州八百余里，遍地都是太平军，没有哪一天没有战斗。徽州刚失陷时，休、祁一带大为震惊。有的人劝曾国藩将军营移到别的地方，他说：“我初次进兵，遇到危险就退却，以后的事情怎么说呢？我离这里一步，就没有死的地方了。”何等的勇敢与倔强！敌军到后，四面围攻。他亲笔写下遗嘱，营帐上悬挂佩刀，从容布置迎敌，没有改变平常的态度。死守了二十来天后，征召鲍超一军大战一场，将敌军驱赶到岭外。他的幕僚曾总结说：以十余年来共同诛杀未果的狂妄“敌军”，曾国藩领军4年，就依次予以荡平，都是因为祁门刚开始时的倔强和不胆怯，才能够使敌军胆寒而振作士气。
曾国藩在艰危的形势下敢于“誓死如归”。别人不怕的，他怕；别人都怕的，他却不怕，这往往是一种大智大勇。
一个人获取成功性格是一项与各种危险事件搏斗的过程，怕就怕在无力抗争。而曾国藩敢于在危境中，挑战自我，与对手较量，故他有了获取成功性格的基本素质。
靠求知丰富自己的大脑
“成事在人”，这是俗语，也是真理。一件事、一项事业，人是最根本的因素。你用什么样的态度来付出，就会有相应的成就回报你。如果以勤付出，回报你的，也必将是丰厚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成事在勤”实不为过。所以，养成勤的习惯，对于每一个青年人来说都是必需的。
有人将人生比作一段旅程是因为人生的艰难曲折，人在旅途上，他的目的不仅仅是游山玩水，他肩负着人生的使命，他要向前走，不停地走，一直走到人生的终点，体味人生的意义，无怨无悔地走完人生之旅。旅途上的食粮是勤奋。没有它，一个人不可能在人生之路上走很远，即使能走远，也是碌碌无为的，走了很长的路，却依然两手空空。只有勤奋，才能走好人生的路，获得事业的辉煌。无论是做到的亦或是没有做到的事，勤奋都可以令你在生命里做到。圣贤不是天生的，都是勤奋造就的。
世上成功之事，缺了勤奋就会变得不易实现，如果有了勤奋，成功也就不会太难了。
“勤”字成大事，“惰”字误人生。曾国藩始终在“勤”字上下功夫，告诫自己莫要懒惰，故有获取成功性格之势。相反，有多少人惰性十足，岂能超过别人呢？凡懒惰者都是可怜虫！
学养是人生必不可少的知识。曾国藩的学养乃天下公认。如果曾国藩躲在书斋中研究程朱理学，他会成为一个理学大师。但风雨飘摇的大清王朝，并非理学能挽救的。曾国藩学如其人，一生几变，每一次“变”都适应了时代的要求。由理学到“经世学”，再到“洋务学”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废志无以成学，废学无以成才。
曾国藩生平处世的成功，可以说是读书的成功。他治学有方，通过读书，走上了仕宦之途，广交了益友，领会了行军打仗之术，树立并实践了报效国家、明道经世的远大志向。
当曾国藩供职京师的时候，正是中国内乱外患交迫之时。曾国藩所关心的，在外有“英夷”，在内有太平天国，在灾情则有黄河决口。所以，他读书更侧重经世致用之学特别是舆地之学。在闲暇的时候，曾国藩对于军政大计，以及各种庶务，通过大量的并有所选择性地阅读古代史籍，尽量把现实的问题考究详尽。所以一旦当权，便能把平时读书得来的学问，拿出来应用。后来太平天国声势大盛，曾国藩以一书生出而致用，终能镇灭洪、杨，一般人都引以为异。我们只要知道他十多年的京官生活，十多年京师名流之间的交往互教，十多年京师期间坚持不懈地刻苦攻读经世致用之书籍，是如何地准备着应付事变，如何地关切时务，如何地虚心研究，便可知道曾国藩的成功，决不是侥幸得来的。
当时掌理全国庶政的六部，除了户部之外，曾国藩担任过礼、吏、兵、刑、工五部的侍郎，在为官期间，对照自己所任各部的工作特点，他专心潜读《通典》和《资治通鉴》，由此而洞悉了清代的政情利弊、官场风习、山川形势、民生疾苦和武备良窳。曾国藩由内阁学士升为礼部右侍郎署兵部左侍郎时，遍阅清代道光以上历朝文献，目睹时局危急而政风颓靡，遂因皇帝之下诏求言而先后参照史籍上了几道条陈时务的奏疏。体现了他明道经世的抱负。
在战火纷飞、百务缠身的岁月里，曾国藩还特别喜爱研究王船山著作。在他认真研读、全力刊刻船山著作的影响下，湘军许多重要人物都积极参与认真研读船山著作，形成了自上而下倡导船山之学、研读船山之书的浓郁风气。后来王夫之的大名越传越广，影响越来越大，与曾国藩的倡导“王学”有极大关系。
在曾国藩读书榜样的示范下，湘军将帅们则是把孔、孟、周、张、程、朱，直到船山的“圣贤学脉”、“儒家道统”作为自己的思想信仰，并把《船山遗书》（特别是其中的史论）当作“千秋金镜，帷幄珠囊”来读的。曾国藩在《船山遗书》刊刻之先就大量反复地阅读了能够寻找到的船山著作，尤其对于《读通鉴论》、《宋论》等史论性著作已烂熟于心，多有心得体会，日记中均有记载。在他的推荐与倡导下，一些湘军将领也早在曾氏兄弟刊刻《船山遗书》之前就已开始研读船山著作，而在《船山遗书》刻成之后更加形成高潮。当然，这批将领也不是仅仅研读船山著作，而且也像曾国藩一样，从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广搜博取，以求治国用兵之道，为其军政实践服务。正如郭嵩焘所说：“军兴以来，湘人起文学任将帅，肩项相望。一时武健强力，多知折节读书。军行所至，闻弦歌之声。”大批湘军将领多是从“一介书生”、“布衣寒士”而投笔从戎，从文书、幕僚或中下级军官，一跃而成为统兵作战、独当一面的高级将帅，不少人成为巡抚总督一类的封疆大吏，有的甚至成为清朝中央政府的尚书、军机大臣、大学士。他们异口同声地赞颂船山、弘扬船山，显然从《船山遗书》中获益匪浅。光绪年间湖北学政孔祥麟说：“船山所著史论，具上、下古今之识，指陈历代之兴衰治乱，是以咸、同之际，中兴将帅，半湘省儒生，其得力夫之之遗书者皆多。盖夫之知明社之覆，前由武备之废弛，后由兵谋之未娴，故于历代兵事谋之甚详。湘人服膺其书，多明将略戎机，遂能削平大难。”这就充分说明了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将帅们为什么在戎马倥偬的战火中，如此认真地研读、刊刻、提倡、弘扬《船山遗书》的历史秘密。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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