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收己性格：做什么事都有度
（一）收己性格：做什么事都有度 (第2/3页)
为上策。现在贼势已直趋杭、湖，势将糜烂两省，尤为刻不可缓”。显然，在清廷看来，保浙复苏更重于攻取安庆，是战争全局的关键所在。
与之相反，曾国藩认为，以往战争经验证明，必须以上游为“立脚之根本”，“自古平江南之贼，必踞上游之势，建瓴而下，乃能成功”。而攻夺安庆是尤为关键一战，“目前关系淮南之全局，将来即为克复金陵而张本”。江南大营正是因未踞上游而失败，如弃安庆不围而援苏常，那就既蹈其覆辙，又打乱皖北部署。同时，他又根据当时形势，进一步分析不能东援的理由：江南大营以苏常为根本，苏常已失，这个“根本”已不存在；湘军以两湖为根本，湘军东援，就远离可恃之根本，处于无可依托的困境；更为紧迫的是，太平军在东线获胜，夺取苏常后，势必西征，争夺上游。因此，必须“竭五、六两月之力，办江楚三省之防”，以迎战西征的太平军。总之，湘军立即大举东援，保浙复苏，在战略上是错误的。
但是，初膺重任的曾国藩不愿一开始就顶着不干，给清廷留下不驯的印象。为此，他于1859年6月11日，将大营由宿松移至皖南祁门，并奏报立即组建新军，数月后大举东援的计划。
这两次战略分歧不是偶然的。湘军集团以湖南为巢穴，以两湖为立足之根本。且看准了太平天国革命者，在政治上是“窃号之贼”，绝不轻弃其“根本”；在军事上踞下游，又不能不争上游以护其“根本”的特点。故坚持全力围攻安庆。但建都北京的清廷，对此却缺乏认识，或根据太平军北伐的教训，而偏重北防；或因江浙是其主要财政收入之地，而重下游，轻上游。这就是说，清廷既不知己，又不知彼；而湘军集团则“知己知彼”，故能制定并坚持保上游，争上游，以清下游的方针。值得注意的是，曾国藩在处理分歧时，不是简单的顶着不干，而是在认识上耐心加以疏导，并照顾到清廷的尊严，在部署时加以敷衍。这样，就做到既不放弃原则，又不给清廷留下桀骜不驯的印象。不久，发生的事实证明了这一方针的正确。围攻安庆，大平军并未北进；攻下苏常后，太平军又未及时进攻浙江。在这种情况下，见识浅陋，惯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清廷，也就欣然听从曾国藩等自行办理。后来攻金陵的战略部署，清廷也就不再遥控了。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曾国藩并不把权力看得太重要，而是注重保护自己。
要有躲避狂风暴雨的机智
人既应有泰山压顶不弯腰的骨气，又要有躲避狂风暴雨，以保存自己的机智。这也是成功者一个必备的智慧。曾国藩晚年很后悔，说自己应该当攻下天京时退守江湖，如果这样，就不会有“剿捻无功”、“津门受辱”等“画蛇之笔”。实际上，正如曾国藩所声辩的那样，僧格林沁剿捻数年，也没有一句责备的话；他剿捻伊始，就期望过高，好像他一出山，捻匪就该如鸟兽散一样。他说这不公平，他也没有这个本事。这听起来，似乎无奈，实则为一种进退之功，当捻军冲过他设计的贾鲁河防线驰入山东时，调入京师的官文抓住把柄，大肆煽动，并再次放出暗箭，射向曾国藩。他利用位高权重的有利条件，暗中煽动那些满洲贵族，重弹多年老调，认为曾氏兄弟及其湘、淮系统大将占据地方的许多高位，并非国家之福，规劝太后和皇帝，重视汉人宜防的祖训。当太后不以为然之后，官文又拉拢一批满员，联合地方权贵，收买言官，掀起反对曾国藩的一个浪潮。这就是曾国藩所不理解的，为什么“河防大计”仅仅在一次战役中失利，就出现一群言官上疏弹劾，而皇帝也连下旨申斥的原因了。
同治五年（1866）九月间，官文用重金收买御史朱学笃，上疏重劾曾国藩误国、庸陋等六大罪状，疏中极尽挖苦讥讽之言词，几乎不是对一个“有功”之臣，仿佛面对一个罪犯，必欲置其于死地。最令曾国藩不解的是，慈禧太后将此弹劾折发交廷臣议处，这无疑是一个信号：清廷已不信任他了，该“兔死狗烹”了。由于有此波澜，曾国藩回两江也很没有面子。所以他上疏宁可留在军营效力，也不回两江。随后几天，又有法国人上书清廷，讲恭亲王不胜任军机大臣之职，应该撤掉，将王爵让给李鸿章。又说李鸿章兄弟同任封疆大吏，“东南已非国有”。这无非是离间之计。在此内外的煽动下，曾国藩感到十分灰心。他连上三疏坚拒回两江。同时，陕西巡抚刘蓉、陕甘总督杨载福等同时乞休。清廷见湘系大吏纷纷“救援”，只好下旨斥责御史朱学笃，又安慰了曾国藩一番。
本来慈禧太后在曾国荃对官文的劾案后已和平解决了曾、官的矛盾，对此案反映出的满汉矛盾也采取了和解的政策，但经官文暗中一拨弄，京内外便掀起罢斥曾国藩的风浪来。太后和皇帝也改变了态度，对曾国藩及湘、淮大员，尤其是湘系地方大员开始了大刀阔斧的裁制。曾国藩当时对形势估计不足，他对“河防”的暂时失利不服气，而对清廷的下旨申斥表示了自责，但他自刻了一枚写有“会办中路剿匪事宜”的“木戳”，上奏要求开去各缺，仍以散员身份留在军营效力，他满有把握地认为清政府会发下“温旨慰留”，让他继续任前线统帅，直到把捻军镇压下去为止。
但是这次他想错了，等了一个多月，却于同治五年十月二十一日（1866年11月27日）等来了一通“严旨切责”。
这一次的“以退为进”遭到了彻底的失败。曾国藩接旨后心里很是气恼，他给曾国荃写信说：“昨奉十四日严旨诘责，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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