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屈伸性格：天下事本来都会不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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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屈伸性格：天下事本来都会不如意 (第1/3页)吃点小亏算不得什么
如何获取成功性格是一个非常深刻的话题。你要明白：在社会中有比你招术高的人，有比你智力强的人，这样你要学会以柔克刚，以屈代伸。让别人不知道你到底在想什么？在干什么？曾国藩是一位以柔克刚、以屈代伸的高手，吃点小亏算不得什么，关键看谁最后吃亏。这才是获取成功性格的长远之计。
从咸丰七年（1857）二月二十九日奔丧至家，到咸丰八年（1858）六月初七日再度出山由湘乡动身赴浙江，是曾国藩居家的一段时间。在这一年半当中，是曾国藩一生思想、为人处世的重大调整和转折的时刻。这段时光中，他反复而痛苦地回忆、检查自己的前半生。自入仕途，以孔孟为宗旨积极入世，对自身的修养严厉酷冷，一丝不苟；对社会抱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坚定胸怀。持身严谨，奋发向上，关心国事，留心民情，因而赢得君王信任和同僚的尊崇，十年京官春风得意。正是抱有这种信念，以一文官而白手建军、治军，五年来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出生入死。但是，为什么皇上反而不信任自己？为什么上至枢垣，下至府县，都那么忌恨自己？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又日夜苦读，重阅《左传》、《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希望能从这些书里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然而，这些书他已读得烂熟了，重新翻读，只能找到自己过去的思维印迹，并未发现新东西。
在百思不得其解之时，曾国藩试图绕开儒家经典，到道家那里寻求“真经”。为此，他认真阅读了以前看过，但并不相信的《道德经》、《南华经》等老庄的著述。这些书名为出世之学，但曾国藩重读，却为他的立身处世指点了迷津。你看：同样为人处世，孔孟主张直率、诚实，而申韩（申不害、韩非）等法家却主张以强碰强，硬对硬，老庄则主张以柔克刚、以弱胜强，“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江河所以为百谷之王者，以其善下”。下反而是王，弱反而能强，柔则是至刚。用老子的言论对比自己过去的行事，他发觉自己处处直截了当，用的是儒家的至诚和法家的强权，表面上痛快干脆，似乎是强者，结果处处碰壁，实质上是失败，是弱者。到头来弄得上上下下到处是敌人，前前后后处处是障碍。过去也知道“大方无隅”、“大象无形”、“大巧若拙”，但一直没有真懂，所以自己的行事恰好是有隅之方，有形之象，似巧实拙。而真正的大方、大象、大巧是无形无象、鬼斧神凿的。
自此之后，曾国藩行动做事，由前时的方正，变为后来的圆通。他自己承认，“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年，与四十岁前迥不相同”。曾国藩这里把家居的两年自称为“大悔大悟”之年，他自认为前后行事“迥不相同”了。
曾国藩大彻大悟后的巨大改变，使他的朋友都有所感受，胡林翼就说他“无复刚方之气”。出山之前，他对清廷上下的官场习气很是反感，“与官场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而再次出山之后“改弦易辙，稍觉相安”。其中原因人多不知，只在他的至亲密友中私下告知他自己学问思想方面的变迁，行为处世方面的变化，曾国藩个人对自己的“大彻大悟”既是痛苦的，又是满得意的。苦在被迫放弃了自己前半生的信仰与行为；得意在毕竟发现了作为处世的“真正”秘诀——“大柔非柔，至刚无刚”。
至咸丰八年（1858）六月初七日，一度抑郁不得志的曾国藩再次出山，品味了“大柔非柔，以屈求伸”这一处世哲学的妙处。出山后，曾国藩首先去见了骆秉璋和左宗棠，以期取得湘湖实力派人物的理解与支持。
的确是这样，曾国藩来长沙几天，主要是遍拜各衙门，连小小的长沙、善化县衙他也亲自造访。堂堂湘军大帅，如此不记前嫌、谦恭有礼的举动，使长沙上下的官场人都感到再次出山的曾国藩的确像换了个人，既然曾大帅如此谦恭，他们纷纷表示全力支持湘军，消灭“长毛”。经过曾国藩的一番拜访、联络，赢得了湖南省大小官员的好评，他们表示要兵给兵、要勇给勇、要饷供饷。
经与骆秉璋、左宗棠商量，决定湘军张运兰部4000余人、萧启江部4000余人、吴国佐部1500人由曾国藩亲率入浙，首先抓紧备饷、备械。
曾国藩在长沙逗留十几天，随后乘船又到武昌。在武昌亦如长沙，衙衙拜访、官官恭问，胡林翼自不必说，武昌城里的官员也无不表示对曾国藩的支持，同湖南一样，为湘军供饷供械。随后，曾国藩沿江东下，到黄州府下游50里处的巴河，这里驻扎着彭玉麟的数营水师，湘军大将彭玉麟、杨载福、李续宾、鲍超、李元度、杨国栋、彭寿颐、曾国华等人都集中在这里，等着与曾国藩商量军机。
在彭玉麟的座船上，曾国藩与这些阔别一年多的部下见了面，他们商量了下一步的行动。曾国藩提出：湘军的最终目标是攻下江宁，所以军事重心不能离开长江两岸的数省，力量要由西向东使。石达开的南窜，我们不能让他牵着走。目前浙江紧张，只能派部分兵力，配合地方绿营监视，不能轻易言战。所以，下一步的作战方案是：曾国荃的吉字营继续围攻吉安；李续宾、彭玉麟、曾国华、鲍超等营进入安徽战场，落足点是安庆；其余部队由曾国藩本人率领，奉旨驰援浙江。
计议已定，诸军按计而行。曾国藩亲率萧启江、张运兰、吴国佐各部援浙；李续宾拨出所部朱品隆、唐义训的一千余人任曾国藩的亲兵护卫营。曾国藩命部队到江西河口集结，自己则去了南昌，拜会江西巡抚耆龄。耆龄深知曾国藩再次出山的来头，也不像陈启迈、文俊那样为难曾国藩，也主动答应为湘军供应粮草、军饷，这就使湘军基本通过了军饷难关。
咸丰八年八月（1858年9月），曾国藩命部队由河口出发到江西广信府铅山集结。此时石达开已由浙江南走福建，曾国藩率部在赣闽两省之间的弋阳、双港、金溪等地驻守，九月间，在江西建昌暂驻，准备由云际关入福建。此时，刘长佑军已驻新城，准备出关入福建，曾国藩即命张运兰、萧启江由广昌、杉关入闽，而他的大营一直驻在建昌，再未移动。
总之，曾国藩再次出山，一路顺风，完全改变了家居前的困守地位。因此，他计划一年之内全歼太平军。不料，迅猛发展的军事形势，再次打破了他的美梦。
善于掌控自己的性情
失控的性格常常表现在很多人的身上，这种人是感情的冲动者，或者说，他们最大的弱点是缺乏理性和理智。
道德品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们的性格、修养、家庭以及道德训练、师友影响等因素，但是道德品质也取决于每一个人通过自我控制去调节、克制和训练。曾国藩的成功也伴随着这一过程。
曾国藩说：方今天下大乱，人人皆怀苟且之心，出范围之外，无人过而问焉者。于辈当自立准绳，自为墙篱，并约同志者共守之，无使吾心之贼破吾心之墙。正是因为忍耐和自我控制，一个人的品质才臻于完美。
仕途也同样如此。在政治上，春风得意的人并非因为其天赋，而是因为其性情，并非因为其天才，而是因为其性格。如果一个人没有自我控制的能力，那么，他就会缺乏忍耐精神，他就会缺乏圆滑，那么，他就既不能管理他自己，也不能驾驭别人。虽然，忍耐通常被视做一种“缓慢”，但是，这种“缓慢”，即忍耐，是与敏捷、魄力、思维以及行动有机地结合起来的。
性情强硬可能意味着一种强烈的和容易冲动的热情。如果对这种热情不加控制，那它就会一阵阵地爆发；如果控制或将这种热情置于人们的支配下，就像将蒸汽抑制在蒸汽机之内一样，通过控制杆调整和控制其使用——它就会成为一种有益的能量资源。因此，历史上的伟大人物都是性格坚强的人，而且，他们往往能将他们的动力置于严格的管理和控制之下。
生气，生大一点，就成为“愤怒”。暴怒表现出来的状况有：找对方理论，用电话把对方痛骂一顿，立刻找人申诉，警告胁迫对方，干脆以拳头暴力解决。还有人会摔东西、捶墙、踢桌子或踢狗、骂人、大吼大叫、暴跳如雷。
当一连串的倒霉事发生时，当某些要紧的事被耽误时，当被误会、被欺负时，要不生气几乎是不可能的。
伤心的事通常也“伤身”，当一个人生气而情绪激动时，整个交感神经系统都运作了，造成瞳孔扩大，心跳加快，呼吸急促，动脉收缩，肾上腺分泌等等，甚至有人气得咬牙切齿，全身发抖……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意气用事，暴跳如雷结果害人害己，造成了无法弥补的遗憾。
曾国藩把控制恼怒、愤激看做是制伏蛇蝎一样重要，他在给弟弟的信中说：老弟来信中有遇到人就发怒，遇到事情就忧闷等话，读后极为焦急忧虑。今年以来，江苏、浙江我军攻占收复城池很多，只有金陵迟迟未攻下，且还没有把握，又饷项奇缺，不如意的事情和不入耳的言论纷至沓来。连我都愠怒郁闷以致患病，何况老弟你劳苦过甚百倍于乃兄？从春天以来，我时常担心老弟肝病发作，而老弟来信常常对此含含糊糊，直到这封信上才吐露真情。这病非药物所能治疗，一定要将一切看得开，不要烦恼，不要发怒，才能逐渐减轻病症。如蝮蛇咬了手，那么壮士就斩断自己的手，这是为了保全性命啊。我们兄弟如果想保全性命，也应该把恼怒看得和蝮蛇一样，不能不勇敢驱除。至嘱至嘱。当然，控制愤怒，不等于泼洗澡水时把孩子也泼掉一样，不可因此而去掉倔强顽强之气。因此曾国藩还说：大抵任天下之大事以气，气之郁积于中者厚，故倔强之极，不能不流为忿激。以后吾兄弟动气之时，彼此互相劝诫，存其倔强，而去其忿激，斯可耳。曾国藩还在给弟弟的信中反复强调自胜、自强、倔强之要。
他还说：古来如李斯、曹操、董卓、杨素，其智力皆横绝一世，而其祸败亦迥异寻常；近世如陆、何、萧、陈，皆予知自雄，而俱不保其终。故吾辈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若专在胜人处求强，其能强到底否尚未可知，即使终身强横安稳，亦君子所不屑道也。自强，才可以不被人败，古语说：“国必自伐，然后人伐之。”家亦如此，人亦如此，必先自败，然后人败之。因此，韩非说：“是以道之难也，不在胜人，在自胜也。故曰：自胜之谓强。”
大丈夫能屈能伸
一个人如果善变，就会举重若轻，处理任何棘手的问题都会得心应手。曾国藩则是此方面的能手。
曾国藩一生沉浮，更是时时感到来自各个方面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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