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空我性格：把自己从纷繁事中解脱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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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空我性格：把自己从纷繁事中解脱出来 (第1/3页)给自己留一条出路
护身的人，因人而异，因时而别，凡是善于护身的人都知道这一点秘密，一定要把心中的秘密藏在最隐秘的地方。
张良，字子房，又以封地称留侯。出身名门望族，其祖及父五世为相韩国。韩被秦灭后，他图谋复韩，曾指派刺客持120斤重的大铁椎击秦始皇而未中，因此获罪逃亡在下邳（今江苏雎宁北）藏匿。陈胜、吴广起义后，张良立即聚众响应，先投项羽之叔项梁，并劝说项梁立韩国贵族后裔成为韩王，实现了自己复韩的理想。后韩王因投靠刘邦为项羽所杀，张良复归刘邦，成为刘邦的主要谋臣。他深谋远虑，而且出谋必胜，很为刘邦赏识和佩服，赞誉他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人杰。他为刘邦取得楚汉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不朽功绩，是汉代立国的大功臣，是史家所称“汉初三杰”之一，他是我国历史上一位名扬史册的大谋略家。
张良先是投奔项梁图谋复韩，“合”之，后韩王为项羽所杀，就投奔刘邦，“忤”项“合”刘。适时地实行忤合术，是张良成功的关键所在。
张良善谋国也善谋身。张良既是一个胸怀宏图大志、敢作敢为（如刺杀秦始皇等）的人，又很谦虚谨慎，懂得适可而止。这充分反映在张良对待刘邦称帝后给他论功行封的态度上。劳苦功高，忠诚汉室，刘邦非常敬重他，因此在论功行封的会议上，刘邦让张良自己选择齐国3万户的食邑，张良却辞让不受，反而谦虚地请求封给他首次与刘邦相遇的留地（今江苏沛县，只有万户）。刘邦为其感动，便同意了他的请求。他辞封时说：“自己在韩国灭亡之后沦为一个布衣，一个布衣能得封万户，位在列侯，应该满足。”封建士大夫出身的张良，在业成功垂之后，不仅不居功自傲，还能自谦相让，实在难能可贵！
张良谋国有远虑，谋身知近忧。尽管刘邦待他不薄，但他深知刘邦的为人。当他目睹彭越、韩信等有功之臣陆续遭致悲惨结局之后，不能不联想到历史上范蠡、文种在扶助勾践再兴越国后的不同选择和结果。他深悟“敌国破，谋臣亡”的哲理。他不愿意步文种、彭越、韩信的后尘，而是要明哲保身。于是他主动向刘邦提出告退，“忤”之而专事修道养身，并想轻身成仙。后因吕后感德张良，极力相劝，张良才仍食人间烟火。但他对于国政大事已不再积极过问了。
对于张良的功成告退，史家多有褒贬，说法不一。但是作为一个谋略家，张良是非常懂得权衡利弊关系的。在国家大局已定的情况下，身体不好，年迈知退，让位后人，现在看来不失为明智的选择。
智者虽然获取成功性格了，但是要能给自己留有一条出路，想到自己不曾获取成功性格的时候那种尴尬和难受，这样才能更加珍惜自己眼前的获取成功性格。曾国藩并不想一时获取成功性格，而是想一生获取成功性格。因此，他能凭借自己犀利的眼光，看出人生的几条路来。这是一种无法匹敌的智慧。
曾国藩本来是一个虔信程朱理学的学者，不幸的是那个时代把他造就成了一代中兴名臣。从1852年奉旨兴办团练开始，到1872年他死前的一二年，他一直在过问军事。他仿照明代戚继光创建了一支不同于绿营军（官兵）的新型军队，这支军队纪律严明，战斗力强，为他立下了赫赫战功；然而，正当它处于威震四海的顶峰时期，曾国藩下令解散它。他为朝廷创建了一支军队，却为自己解散了这支军队。
曾国藩自从“特开生面，赤地新立”拉起一支从团练改编而成的军队——湘军时，便汹汹然地冲在对抗太平天国的最前列，此时他完全被维护皇权的义务感和炫耀自己的功业心交融在一起。但在以后的征战生涯中，不仅战事棘手，屡屡受挫，而且也时常受到来自清政府内部的多方掣肘，真可谓身陷炼狱，备尝艰辛，但他毕竟都竭蹶经营，“咬牙立志”地坚持了下来。在1857年回家守制时，他深深地反省了自己率湘军出征以来的经验教训，后来在写给弟弟的信中曾有所提及：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年，与四十岁前迥不相同。因此，当他在1858年再次出山时，则变得十分注意自我克制，特别注意调整自己和清廷之间的关系，尤其注意历史上那些顾命大臣功高震主的问题。有鉴于此，他将周公旦视为自己的楷模，时常提醒自己以李德裕、霍光等人专横跋扈而不得善终为戒。由此不难理解他为什么在出任两江总督兼节制四省军务以后，对如此位高权重却显得喜不胜忧。曾国藩在日记中披露了他的真实心迹：古之得虚名而值时艰者，往往不克保其终。思此不胜大惧。将具奏折，辞谢大权，不敢节制四省，恐蹈覆负乘之咎也。曾国藩时常提醒自己要注意“富贵常蹈危”这一残酷的历史教训，他更清楚“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封建统治术。只有推美让功，才能持泰保盈。
当天京合围之后，李鸿章、左宗棠先后攻下了苏、杭，可50000大军陈兵于天京城外，却难以将天京攻下，来自于朝廷上下的各种议论纷起，这不能不引起曾国藩的注意和思考。尤其是在与沈葆桢争夺江西厘金问题上，更引起他的警觉，他已十分清楚地意识到，朝廷有意偏袒沈葆桢而压抑自己，使之处于极难的处境之中。曾国藩在写给曾国荃的信中表露了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去年三四月间，吾兄弟正方万分艰窘，户部尤将江西厘金拨去，金陵围师几将决裂，共事诸公易致龃龉，稍露声色，群讥以为恃功骄蹇。在这里，曾国藩并非教条地固守畏盈之心，亦非完全杞人忧天，因为他已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是清朝200年来权势最大的汉人，一举一动都将引来众人的瞩目与猜忌。他在写给李鸿章的信中道：长江三千里几无一船不张鄙人之旗帜，外间疑敝处兵权过重，利权过大，盖谓四省厘金络绎输送，各处兵将一呼百诺。其相疑良非无因。曾国藩十分了解其弟曾国荃的秉性：精力充沛，有谋有勇，敢作敢为，愿为人先。同时又不失骄纵、蛮横。随其势力逐渐扩大曾国藩愈益为他担心，唯恐其稍有不慎，而酿出祸患。因此，在天下瞩目的天京战役上，曾国藩苦口婆心，提醒曾国荃要慎而又慎。
这些外界的谣言，曾国藩早已知道。那些清军将领，自己不行，最忌才能，早已讨厌曾国藩这班书生风头太健，常思惩之。清军中有一位高级将领，名叫胜保，每战必败，每败必保，时人称之为“败保”。他最讨厌曾国藩兄弟。蔡寿祺跟胜保最久，所以他首先弹劾曾国藩，曾国藩先裁湘军，以免授人以柄，就是这个关系。
在攻克天京前，曾国藩对于如何处理大功后他所面临的政治危机，已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当天京陷落的消息传至安庆以后，他更是绕室彷徨，彻夜思考，对于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况进行预测并做出相应的处理办法。
当曾国藩从安庆赶到江宁的时候，持盈保泰的解决方案已完全成熟。
于是，他在湘军声威达于极盛之时，毅然以“湘军作战年久，暮气已深”为理由，奏请裁湘军归乡里，明白表示无挟军权自重的态度。
然而他持盈保泰，裁军“自抑”，而非裁军“自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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