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整性格：自己给自己讲解人生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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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整性格：自己给自己讲解人生道理 (第1/3页)处处胜人并不是一件好事
永争第一是绝大多数人竞争的一种性格，但成大事者不在于处处争强，而在于适当地保存实力，在最需要的地方争第一。
处处要争第一名就是争强好胜。争强好胜的性格特点如果控制得好的话，可以帮助一个人在人生道路上永葆充足的动力。然而，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争强好胜也不例外，如果不能对它加以有效控制的话，它也很可能会成为影响我们正常发展的一个弱点，成为我们得罪别人的性格弱点。
1868年5月16日，曾国藩被授予武英殿大学士，其后，由于筹办“剿”捻的后路军火有功，封予他云骑尉世职。在一年中数迁，曾国藩可谓荣耀之至，这也表示清政府似乎对他很重视。可是，恰恰相反，他感觉到有一个阴影一直围绕着他，这就是曾国荃弹劾官文一事。
官文是旗人，在汉官密布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深得清政府的器重，授以湖广总督之职。胡林翼任湖北巡抚时，知其不可动，遂处处推美让功，以笼络官文，使得湘军在诸事上均比较顺利。胡林翼死后，官文与湘军维持着表面的和气，但实际上已变得十分疏远。此次，曾国荃接任湖北巡抚，与官文同居一城，骤然间双方的关系紧张起来。
因为湖北按察司唐际盛与曾国荃的至友黄南坡仇隙很深，于是唐际盛便怂恿官文，奏请曾国荃帮办军务，以使其离开武昌，免于督抚同城。由此，曾国荃便与官文结怨，并伺机进行报复。
曾国荃先是奏参唐际盛，接着就弹劾官文。由于曾国荃营中无文员，奏折草拟后无人商量，恰逢曾纪泽在营中，但又不知参劾官文后的政治利害，因此奏折发出后，语句多不中肯，且文句冗长，首尾不相顾。曾国藩的心腹幕僚赵烈文在日记中载道：原折沅公亲笔，而刚（曾纪泽）所商定，并为缮写，以贪庸骄蹇，欺罔徇私，宠任家丁，贻误军政，循例纠参装头，后列各款，语多不中肯，文句亦冗沓拖长，首尾不相顾。曾国荃怕曾国藩知道后，阻挠其弹劾官文，因此故意背着他。外间知道曾国荃参劾官文后，不仅湖北的士绅持反对态度，就是曾国藩的门生故吏也认为此事大为不妥。曾国藩十分担忧，唯恐由此开罪了满洲贵族，于以后不利。因此，曾国藩在事先和事后均表示出忧虑之情，不太赞同此举。在1865年9月《致沅弟》的书信中。他嘱咐曾国荃说：“顺斋排行一节，亦请暂置缓图。”原因是：“此等事幸而获胜，而众人眈眈环伺，必欲寻隙一泄其忿。彼不能报复，而众人若皆思代彼报者。”总之，“弟谋为此举，则人指为恃武功，恃圣眷，恃门第，而巍巍招风之象见矣，请缓图之”。随后，曾国藩又在给曾国荃的书信中说：“顺斋一案，接余函后能否中辍？悬系之至。此等大事，人人皆疑为兄弟熟商而行，不关乎会晤与否。”再过十天，曾国藩已得知奏参官文之事已发，反复叮嘱曾国荃：“吾辈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一再告诫：“福益外家若专在胜人处求强，其能强到底与否尚未可知。即使终身强横安稳，亦君子所不屑道也。”曾国荃的性格是，一旦他认定了的事就非干不可。他陈述自己为何要参劾官文的出发点是：“臣窃维端揆疆寄，乃国家之重臣，非于军务、吏治、国计民生、地方安危，确有关系，虽至愚极戆，何敢曝其所短，轻列弹章？”进而，他在奏折中具体列举了官文七条罪状。事情发生后，经反复筹思，曾国藩便“密折保官（官文），请勿深究”。可是，曾国藩此举，却引起了外间的纷言，一时间曾国藩“劾老九”之语，纷纷扬扬，使得曾国藩无言以对，只有“麻木不仁处之”，以静观时变。
军机处派出专查此案的钦差，则“字字开脱，列据各司道文武禀覆供词，以驳原参，几无一事稍有影响，连阅前后两折，直如儿戏，直足令人喷饭”。甚至有人认为曾国荃指责官文“肃党”一事不实，要求照例反坐，治曾国荃诬陷罪。
慈禧那拉氏心里清楚，此次参劾纯属湘系与满洲权贵之间的权力之争，而捻军正盛，还需要利用湘淮两军出力，因此，开去官文的湖广总督职，留大学士衔，回京后又令其掌管刑部，兼正白旗都统，实际上对官文并没有什么损害。
但令曾国藩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此后不久，一大批湘军官员被纷纷开缺回籍，如陕甘总督杨岳斌、陕西巡抚刘蓉、广东巡抚郭嵩焘、湖北巡抚曾国荃、直隶总督刘长佑。这不由得使曾国藩警醒起来，他觉得这有可能是参劾事件所引起的后果。曾国藩在给郭嵩焘的信中写道：官相（官文）刚才有署直隶之信，不知印渠何故开缺？近日厚（杨岳斌）、霞（刘蓉）、筠（郭嵩焘）、沅（曾国荃）次第去位，而印（刘长佑）复继之，吾乡极盛困难之耶，思之悚惕。这不能不使曾国藩为自己的末路忧心，而且他日益感到朝廷对自己的冷淡和疏远，对为官不得罪宦室更有了一层深切的体验。9月13日，曾国藩奉到上谕：“着调补直隶总督，两江总督着马新贻调补。”曾国藩深知，由两江调往直隶，这并非是对自己重用，而身在直隶，上下瞩目，只恐难以任久。可及早辞谢，又难于为陈请开缺的措辞。所以，曾国藩选择了不以胜人为胜，而是以退为进，极为聪明。
在生活中，每个人都应当学会不必处处胜人。拿破仑的家务总管康斯坦在《拿破仑私生活拾遗》第1册73页曾写道，他常和约瑟芬打台球：“虽然我的技术不错，我总是让她赢，这样她就非常高兴。”
我们可从康斯坦的话里得到一个教训：让我们的顾客、朋友、丈夫、妻子，在琐碎的争论上赢过我们。
释迦说：“根本消恨，端赖爱止。”争强好胜不可能消除误会，只有靠技巧、协调、宽容，才能消除误会。
林肯有一次斥责一位和同事发生激烈争吵的青年军官，他说：“任何决心有所成就的人，绝不会在私人争执上耗时间，争执的后果，不是他所能承担得起的。而后果包括发脾气、失去自制。要在跟别人拥有相等权利的事物上，多让步一点；而那些显然是你对的事情，就让得少一点。与其跟狗争道，被它咬一口，不如让它先走。因为，就算宰了它，也治不好你的咬伤。”
孔子曰：“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因此便有“谦谦君子”之说。“谦”是传统美德，“假谦”自然也威力无比。其一，温温恭人，如集于木，易于团结人；其二，惴惴小心，如临于谷，易于骄敌；其三，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易使敌疏于防备，伪谦假恭皆出于迷惑政敌的官场斗争需要，攻则出其不意，守则无懈可击。
在困境中与人相处的方法
处于困难的时候，如何凝聚人心，这是最为关键的成功术。曾国藩在这方面可谓很有招术，以致当时人们认为他也很崇尚权术。
曾国藩被困祁门时，李鸿章已回江西，幕僚也大多离开。幕府仅有程尚斋（桓生，字尚斋）等几人，没有一点生气。面对越来越冷落的“门庭”，曾国藩困窘不堪。这时李秀成带太平军大队人马破了羊栈岭，进克黟县，距曾国藩总指挥部的祁门大营仅八十里，朝发夕至，毫无遮阻。当时，曾国藩身边只有三千防兵，驻扎休宁的张运兰更是岌岌可危。曾国藩只好急调鲍超驰援祁门。曾国藩此番处于绝境，自料难逃一死，连遗嘱都写好了。祁门大营的幕僚惊慌失措，乱做一团。曾国藩见人心已散，不可强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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