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整性格：自己给自己讲解人生道理
（二）修整性格：自己给自己讲解人生道理 (第2/3页)
乃心生一计。一天，对其中一人说：“死在一堆何如？”众幕僚默不做答，悄悄将行李放在舟中，为逃避计。一日曾国藩忽传令曰：“贼势如此，有欲暂归者，支付三月薪水，事平，仍来营，吾不介意。”众幕僚听到这段话，大受感动，都表示生死同之，人心遂固。
可是李秀成在休宁柏庄岭与鲍超、张运兰大战失利，随即匆匆撤兵南下，经屯溪、婺源转入浙江，使曾国藩白捡了一条命。在此期间，曾国藩表面上谈笑风生，神态自若，内心则极为恐惧。据说，李秀成退兵之后，鲍超率亲兵一队前往祁门大营拜见曾国藩，曾国藩从容而出。鲍超下马，将行礼，曾国藩快步上前，与鲍超相拥抱，并说：“不想仍能与老弟见面！”言毕泪下，“不复能自持矣”。可见这次祁门被围，在精神上对曾国藩打击之重。
李秀成虽然走了，但太平军仍有大批人马留在皖南，尤其在占领徽州以后，太平军随时都有可能进攻祁门。所以，曾国藩令鲍超留驻渔亭，张运兰驻扎黟县，以加强祁门大营的防卫力量。但是，由于皖南地形特殊，而在兵力对比上湘军又处于劣势，因而，曾国藩仍没有从根本上摆脱困境。
1860年12月中旬，太平军兵马三路再次向祁门发动进攻。东路破德清、婺源直趋祁门，西路破建德、鄱阳转攻景德镇，北路入洋栈岭进逼黟县。曾国藩四面楚歌，再次陷于惊恐之中。他在家信中说：“自11月来，奇险万状，风波迭起，文报不通者5日，饷道不通者二十余日。”曾国藩用兵皖南，全靠江西之饷，徽州被太平军攻占之后，浮梁、乐平、景德镇一线成为祁门大营唯一的对外通道，一旦被太平军攻占，就会文报不通，粮饷断绝，立刻陷入困境。此次太平军进攻祁门的诸路人马中，西路军人数最多，大约不下二万人，主将为太平军著名骁将黄文金，成为对湘军的最大威胁。因而，曾国藩急调鲍超赶赴景德镇救援。此时，黄文金与鲍超、左宗棠军激战负伤，率军退回皖南，使曾国藩得以很快恢复粮道，度过危机。
每个人都会遭遇困境，但应对困境的方法各不相同。曾国藩的过人之处在于：在困难之时，懂得怎样与他人多沟通的技巧，善于从他人身上获取成功的力量。实际上，这是做人的方法。
盲从只能误己
轻信别人者都是因为自己缺乏主见，误以为真理总在别人的手中。曾国藩通晓人情世故，做到绝不盲从于人，认为盲从只能误己。
从事政治，当然不能固执己见，也不可轻信别人的话，必须经常权衡利弊，做出掌握根本、把握源流的办法。
曾国藩在给丁雨生的回信中说：承蒙您论说淮盐事的利弊，洋洋洒洒数千言，十分详细。所说：“局外的议论，公正但不符合实际情况；局内的意见，亲切但多有私心在里面。善于猜测的人，不去顾及物力盈亏；议论变法的人，不去考虑后果。”这几句话特别中肯。国藩上封信里要阁下审慎听取意见，谨慎抉择而不要轻易处置，正是这个意思。……国藩从来办事，不固执己见，也不轻信别人的话，必须是看准了利害关系后，才肯放弃自己的意见而听从别人的。阁下思想敏锐，常常有很多独到的见解。如果钻研得太过，看到处处都是荆棘，那也未免是舍弃康庄大道不走而去钻牛角尖，厌弃牧畜而想螺蛤了。
在给胡林翼的信中，曾国藩说：收取的利多了，老百姓会怨恨，参劾别人多了，官员们会生诽谤，用这些话来劝告你的，虽有些不符合自己的情况，也不应该郁郁不乐放在心上。我们所以慎之又慎的，只在“用人”二字上，此外就没有需要下力气的地方了。古人说：“如果从流俗毁誉上打听消息，那他是站不住脚的。”总是想平日的短处，那只能是在毁誉上打听消息，近来应该多想想在用人妥当与否上打听消息。
分析一下这里的原因，大约有两条。一是办事的人，绝不可能只有赞誉而没有诽谤或评论，只有恩宠而没有怨恨；二是舆论往往随时变化，并没有一定的标准。所以，若不是自己要求树立根基，专从流俗毁誉上去打听消息，一定会有站不住脚的那一天。曾国藩在给恽中丞的信中说：凡是干事的人，绝不可能只有赞扬而没有诽谤，只有恩宠而没有怨恨。自我修养的人，只求心静就够了，且不可因讥讽议论而气馁、消沉；衡量评价别人的人，只求一个长处可取就行了，且不可因有小毛病而放弃了有用的人才。如果对佼佼者过于苛求，那么庸庸碌碌的人反而会走运。
曾国藩强调办事和做人权衡利害，把握轻重，要特别注意不以流俗的毁誉为转移。他在给陈舫仙的回信中说：“京师的议论与枢密院的消息随时变化。每逢遇到官员上下交接，本来众望所归的人，转眼间就会被人唾弃；也有的群疑众谤、被议论纷纷的人，转眼功夫又风平浪静了。只有卓然自立的人士，经过红与黑的变化也不改变自己的形象。阁下这次进京，时间没有几天，但上天的眷顾和舆论似乎都是很好的，望阁下不要沾沾自喜，将来如果有吹毛求疵的议论，恩顾无存，望阁下也不要因此而沮丧。早晚孜孜以求自立之道，私事就是干自己的事与读书二者并进，公事就是管理与防务二者兼营。以勤为本，辅之以诚。勤，虽然柔弱也会变强，虽然愚钝但也会变得聪明。诚，诚心可以使金石为开，鬼神听话，鄙陋的讥讽，就是跳进黄河也是洗不清的，那还有什么可争辩的呢？”这些话深刻明白，要旨不外是脚踏实地，努力做到自立自强，不以流俗的毁誉为转移。
曾国荃就任湖北巡抚时，曾国藩给他写信一封，信中说：督抚本来不容易做，近来又是多事之秋，必须招募兵员，筹措军饷。招兵则怕失败而受诽谤，筹措军饷则怕说搜刮而招致怨恨。这两样都容易败坏声名，而由此引起纷纷议论，被人参劾的人，常在用人不当。沅浦弟的博爱形同软弱，在用人上向来失于繁冗。以后要慎重选用贤人，以补救草率的毛病，少用几人，以补救繁冗的毛病。地位很高但资历很浅，外貌上贵在温和恭敬，内里贵在谦虚礼下。天下的事理人心，我们了解的不深，没有料到的多着呢，且不可存一点自以为是的思想。用人不草率，存心不自满，这两条如果都做到了，一定可以免却咎戾，不失去好名声。这些话是最重要最重要的嘱咐，千万不要以为是泛泛的议论而忽视它！
从这里完全可看出曾国藩的政治思想，同他的经验阅历是有着密切关系的。
曾国藩办事，不固执己见，也不轻信别人的话，必须看准了利害关系后，才放弃自己的意见而听从别人的。由此可见，曾国藩既不是顽固不化的人，也不是一个盲目屈从的人。他对于社会舆论就是抱着这样的态度；对于别人的建议，也是抱着这样的态度。他在给欧阳晓岑的回信中说：集思广益，本来不是容易做好的事。而在省城里尤其容易被人欺骗、蒙蔽。每天到我府上来的人，或者上书献策，或者当面陈说见解，大体上不出你写的三条之列。对那些骄傲的人要抑制，然而，又不能因为这样就完全废除吐故纳新的风气。重要的应当是自己把握主见，如六辔在手；对外广泛慢慢地吸收，如万流赴壑，才是最完善的。我想古人全都应该这样，而小小的我却是做不到的。曾国藩为人处世，既能尊重他人意见，但绝不盲从，总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把一件事情想深想透，从而做到有的放矢。这说明：一切成功者皆不是一味模仿别人、听信别人，而是相信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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