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应变性格：机会是聪明人的“囊中物”
（一）应变性格：机会是聪明人的“囊中物” (第2/3页)
来于前，然而战胜城弗克，饷弗给，奇士无如何也。阁下本奇，斯不免太奇之病矣。夫救乏自古无奇策，况在今日糈饷之匮。然生财之道，未尝无良法，尤贵有美意。鄙谚曰：“官出于民，而民出于土地。”其折拨捐抽之法，要在使民无怨，且使官无怨，财源无窒塞之患。使民无怨，阁下所知而以为美谈者也；使官无怨，则阁下所不知而以为口说者也。惟其然也，故折漕自我，拨漕自我，捐资抽税皆欲自我，而不复有人之见存焉。虽军务者阁下之专司，而民者疆吏之职守，各持其是，易地皆然。阁下军政必自己操，大权未尝旁落，而欲兼掌一方土地人民之事，然则圣人之设官分职，官事无摄者非乎？罗汝怀之书，把曾国藩苛求及垄断权力之病，一泄无遗。曾国藩能虚怀而接受之，1858年以后其之立身行事亦深受其影响。如果将1854年因与王錱不惬而不救其败事，与1864年与左宗棠绝交后仍能助其成大功于西北二事相比，即可见曾国藩之待人接物，前后判若两人。
世谓曾国藩以禹墨为体，老庄为用，实则曾国藩在1858年以前以禹墨为体，申韩为用。1858年以后，始改而趋巽顺。如果将曾国藩的一生处世也按三个阶段来划分，亦各有其特点：第一阶段，为锐意进取奋发向上的时期；第二阶段，为擘画经营，功德圆满之时；第三阶段，为自主自抑，持盈保泰，不在胜人处求强的平和时期。民国的何贻说：就曾公之三个时期而言，则早年生活，如朝暾初出，气象蓬勃。无论情感意志，学问德行，均有蒸蒸日上之概。及至中年，则如白日丽天，盛极一时，无论道德学问，事业文章，均已渐臻成熟，蔑以复加。洎乎晚年，宛若斜阳晚照，好景无多，虽德量愈醇，令人仰慕，志气事功，亦少替矣。可见曾国藩的处世，不仅是一生三变，甚可说是一生多变。
一条路走到底，是不明智之举。获取成功性格者都有一个特长：随机应变，巧中取胜。曾国藩一生经过三次大调整，不停地变化获取成功性格的招术，故终于获取成功性格。
做事关键要看时机
犹豫者的性格突出地表现为抓不住机遇。在我们的生活中不乏一些优柔寡断的人，他们无论大事还是小事都难以做出决定。究其原因，人们之所以优柔寡断，因为他们总希望做出正确的选择，他们以为通过推迟选择便可以避免犯错误，从而避免忧虑。有一位患者去求助心理医生，当医生问他是否很难做出决定时。他回答道：“嗯……这很难说。”
那么，怎样才能克服和阻止优柔寡断的性格呢？
要消除优柔寡断，你不要将各种可能的结果都用对与错、好与坏，甚至最好与最坏来衡量。所有选择的结果只是他们各自不同而已。例如，你到商店购买了一件衣服，当你穿给父母、朋友或孩子们看之后，他们会表露出不同的观点，而你无法判断他们哪一个人的观点是对的，哪一个是错的。关键一点，是你自己喜欢最为重要。
如果采用自我挫败性的是非标准，你就会认识到，每当你做出一项决定时，你只要权衡选择其中的一种结果。倘若事后你对自己的决定感到后悔，并且认识到后悔是浪费时间，下一次你就会做出不同的决定，以达到你的期望。但是无论如何，你绝不会以“正确”或“错误”来做出决定。
曾国藩是晚清时期著名的理论家和实干家，他崇奉理学，却并不迂腐，他认为一种道理“适时则贵，失时则损”，并说“物穷则变，自古然也”。处于两种文化的转型时期，曾国藩受到一系列事实的刺激，渐渐从内在融通两种文化，成为近代文化的积极倡导者。
曾国藩说：“居家之道，治军之法，与人酬应之方，余亦皆无一定之风格，关键要看时机。”
曾国藩早先也一心埋头圣人之道，对于海外四方的情形一无所知。先有鸦片之战，举国震惊，曾国藩开始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有了初步的认识。咸丰七年（1857）英法联军进逼北京，朝野有识人士才如梦初醒，认定国势已处于积弱之下，藩篱既撤，门户洞开，戈矛武器，远不及外人枪炮的锋利。在清廷，则有奕、文祥等号称识时务的大员。在疆吏之中，则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开始极力提倡自强运动。他们的这种作为，无疑是一种“适时则贵”之举。
曾国藩还认为，即使是人的一种思想、一种行为风格也是“适时则贵，失时则损”。比如他对于礼治和法治思想的运用就说明了这一点。很多人知道曾国藩是申韩的门徒，主张严刑峻法，对官吏则力祛腐糜之风，对民众则以严刑惩治奸蠹，以纠正世风。当年，曾国藩在湖南时，对于乡里的恶霸奸滑之人，就不曾手软过，重则处于斩枭，轻则立毙杖下，其他的人命不该死，关押起来也少不得挨鞭子，很多人死在牢里。当时的湖南乡民就送给曾国藩一个“曾剃头”的诨号。但是这也只是看到了曾国藩法制思想的一端，其实他对思想教化的功用一向是放在法治之前来提出的，礼治在先，所以施用严法只是为了应付世风堕落积久之弊。只是到后来，由申韩而为老庄。在当时的曾国藩看来，针对腐朽没落的世风，主张严刑峻法就是一种“适时”。
因此，曾国藩说：“居家之道，治军之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