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应变性格：机会是聪明人的“囊中物”
（一）应变性格：机会是聪明人的“囊中物” (第3/3页)
法，与人酬应之方，余亦皆无一定之风格，关键要看时机。”大凡有头脑、智慧的人，根本方法是：看清眼前各种各样的复杂情况，在机遇上动脑筋。曾国藩的大脑之所以聪明过人，就是因为他能从别人手中抢时机，从别人手中丢掉的时机中找希望，故有获取成功性格之态势。
机会是成功的跳板。具有果敢性格的人不是让“好心人”送来机会，而是主动扑向机会，从机会中打捞自己想要的“黄金”。
不妨转换另一条路
人生之路，不是一条，而是多条。同样，为求生存，也应该有多方面选择的可能，防止把自己引入偏端。当然，具体能否如此，与一个人的性格有关系。曾国藩带兵打仗，苦读古书，似乎不善求多变之路，实则不然，他还懂得经商对于强国的作用，并且脑子灵活，重用精通这方面的人才。
“借商以强国，借兵以卫商”，这是中国古代开明的官员所极力提倡的，曾国藩也注重商业与国家、民生的关系。
对于老百姓来说，重要的是衣食住行有保障。在生活中，一是有饭吃，二是有钱花，这样，人心就可以安定，生活就有保障，人民就愿意接受教育。所谓“富后而教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教育施行了，人们就会按合乎社会标准的道德准则来要求自己的行为。这样，社会风气就会好起来，社会也就会有秩序，天下也就太平了。
“无商不活”。商业是财力的来源，商业为各行各业提供经济来源，提供物质基础。大力发展商业，是发展科学技术，发展工农业生产的需要，是国家财政建设的需要，应该给予高度重视。
曾国藩认识通商做买卖的重要性，是从购买洋人武器开始的。以其凭借西方先进的坚船利炮，迅速剿灭太平天国。但苦于财政紧张，此项经费无出，暂时搁置。咸丰十一年（1861）末，太平军攻下了宁波、杭州等地，并继续向东南一带进攻，在上海外围摆开战事。有传闻说，太平军正在筹款，准备向美国购买船炮，这使清政府大为恐慌，如若传闻成为事实，太平军大有从所占领的宁波海口北上天津攻打北京的态势。为此，向外国购买军用船炮一事，再次被提到议事日程上。尚书赵光、御史魏睦庭都上书朝廷，提出借兵助剿以及迅速购买外国轮船火器，以对付太平天国。这时，在朝廷起到举足轻重地位的奕也认为：“事机甚迫，呈借兵剿贼未可遽议，而购买船炮之议，尚属中外会同详核。”于是决定先行购买船炮。如何筹集这笔款项呢？代理总税务司赫德向奕建议，将鸦片税留作购买船炮的费用。
曾国藩看重容闳，也是因为他在通洋、经商方面有些心计。容闳在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后，回到祖国，但大清朝对他不重视，任其当翻译、上海海关职员、洋行职员，自由经商。在这过程中，太平天国革命的蓬勃发展，第二次鸦片战争，都充分暴露了清王朝的腐败与无能，使其大失所望。咸丰十年（1860）秋，容闳从上海来到了天津，去对他“几欲起而为之响应”的太平天国进行实地考察，受到洪仁的热情欢迎，并多次被邀参加讲座军政大事。同治二年（1863）经李善兰的介绍，加入曾幕，办理洋务。
当时容闳的主要想法是要通过曾国藩实施他的“西学东渐”计划。首次会面，曾国藩便向他提出了：“君以为今日欲为中国最有益最重要之事业，当从何着手？”容闳当即回答：“中国今日欲建设机器厂，必以先立普通基础为主，不宜专以供特别之应用。所谓立普通基础者，无他，即由此厂可造出种种分厂，更由分厂以专造各种特别之机械。简言之，即此厂当有制造机器之机器，以立一切制造厂之基础也。”容闳特别强调“立普通基础”之工厂，因为拥有了这样的基础，不但可以造枪炮弹药、轮船，而且可以造出各种机械，作为一切制造厂的基础。
谈话后，曾国藩深深地为这位年轻人“制器之器”的主张而折服，颇感这一主张比自己的为适应“特别之应用”的军火生产要高出一筹。几天后，曾国藩再次召见容闳，专折保奏他为五品衔，拨白银68000两，派其赴美购买先进的机器设备。对于曾国藩的知遇之恩，容闳认为一时无以回报，只有倾尽全力，购回机器设备，才是对曾国藩最好的回报。不久，容闳即从安庆出发，经英国伦敦于次年春抵达美国，经多方洽谈，终与朴得南公司订约，由该公司按“制造机器之机器”标准承造，并于同治四年（1865）运抵上海。
通过容闳这次购买洋机器，曾国藩加深了对通商贸易的认识，也对与读书做官之间的关系，做了平心的论说。经商是为了获取巨额利润，读书是为了博取名声和权位。一个人如果用心读书而没有成效，就应该把读书做官放在次要地位，而以主要精力去经商致富。经商获利之后，为子孙后世考虑，就应该把经商放在次要地位，而专心读书经世。这样一弛一张，相辅相成，要么赢得万贯家业，要么获得高官厚禄，就像车轮运转一样不断循环变化。
曾国藩能从大局看问题，灵活地对待眼前事，不是死板教条地固守一法，自然显得变化多端。作为一个驰骋疆场、又深习古籍的人，能有如此之头脑，实属不易。这也说明曾国藩性格中有善变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