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灵活性格：动脑筋就会无往而不胜
（二）灵活性格：动脑筋就会无往而不胜 (第2/3页)
，只欠东风”，这句话的意思是指天时、地利，是指机会。在处事做人过程中，看准机会，抓住时机，借助于现有条件或现成的机会以达到目的的做法，就是“巧借东风”的妙用。
“巧借东风”与“借梯登高”有相同之处，都是借助于外部条件获得成功，但二者又不尽相同。“借梯登高”强调的是借助他人之力而达到目的，重要的是自己创造机会；而“巧借东风”强调的是借助于外物，如自然条件、金钱等物质条件，便于利用现成的机会以达到目的。
在处事做人过程中，借助于现有的条件和现成的机会而一举成功，是很不费力气的事情。
运用这一妙计的诀窍在于以下两点：
（1）机不可失，即首先要抓住机会。机会是难得的，故此才有切勿坐失良机的劝世良言。像赤壁之战中的曹军，就是由于没抓住机会，再没有胜利的希望了。所以，要想不失去机会，就应当在机会失去之前，仔细观察分析，随时做好准备。
（2）巧借东风，即知晓机会，随时巧妙地加以把握。一直想当元帅的拿破仑，发现借助约瑟芬的力量可以争得远征埃及的机会，他便紧紧地把握住了这一时机，此举为他日后建功立业乃至为法兰西帝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个人的力量总是有限的，要想取得事业的成功，就应该善于借助各种有利条件，为我所用，从而增强自己的实力，为最后的成功奠定基础。
获取成功性格非鲁莽之举，而是要巧借势力，节省自己的体力、智力、财力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这就是曾国藩常采用的方法：借可借之人，借可借之力。
在前面，我们谈到获取成功性格非鲁莽之举，而是要巧借势力，节省自己的体力、智力、财力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这就是曾国藩常采用的方法：借可借之人，借可借之力。
常言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曾国藩处事，确实讲借人之威，成己之事。
清朝皇帝对汉人始终怀有戒心，胡林翼作为湘军主要领导者出任湖北巡抚后，清廷就命满人官文为湖广总督对其实行监视。官文、胡林翼两个家世、经历、才略、人品大有不同；又在非常时期，分为督抚，同在一城，同办一事，且所办之事，多非平时之例行公事，或无章可循，或有章不能循。这样，双方势必发生矛盾冲突，甚至决裂。这在平时，大多是官僚们个人之间的恩怨，但在当时，却意味着湘军集团是否接受监督，清廷控制使用湘军的方针能否贯彻的问题。如果两人不和，湖北将全部落入官文手中，湖南也将受到官文的控制。这样不仅两湖难以成为湘军集团地盘和战略后方，湘军的进一步发展壮大，也将成为一句空话；而且湘军现有力量也会受到损害，进而危及两湖的安全。
在十分关键的情况下，曾国藩致信胡林翼，让他给官文“面子”，如不是事关紧要，一定顺从，借其威重之名，方能行己之志。在上压下劝的情况下，胡林翼终于懂得官文的地位不能动摇，唯一的办法是与官文搞好关系，于是就改变作风，针对官文特点，大施权术，力求既尊重官文钦差大臣和总督的双重权势，又不束缚自己的手脚，其做法有以下三点：
首先，竭力与官文建立个人之间的亲密关系。这方面清人记载甚多。胡令其母认官文宠妾为义女，使两家内眷亲密往来；自己也不时拜谒官母；与官文平时私函，略去官场礼仪，直呼之为“老兄”、“中堂老兄”。有的记载还说胡与官结拜为兄弟。其次，在公事上，则“专从里子切实讲求，而不占人面子”。即抓实权，坚持按己意埋头处理军政事务，而每遇可得美名、邀封赏，如“收城克敌”等事，则推首功于官文。在奏折信札中极力称誉官文“宽仁博大”，“仁厚公忠”，“能开诚心，布公道者，唯中堂一人”。再次，对官文贪污不仅视而不问，还每月以盐厘3000金，划作督署公费。此钱实则进入官之私囊。
从1857年春至1861年，胡林翼病死，其间二人虽有矛盾，但胡林翼对官文使用外圆内方的方针还是坚持了下来。官文对此自然心中有数，但仍然做了积极的响应。据说胡林翼母亲来武昌，官文亲自带领文武官员去河岸迎接。其实，在胡转变以前，官对胡和左宗棠某些冒犯行动，则以含忍态度处之。如五年官文派人至湖南劝捐，结果被拒绝，且咨文很不客气。官文置之不较，自称“彼时若斗笔墨，或竟奏请圣训，徒失和衷共济之雅”，甚至表示不为此而怪罪骆秉璋、左宗棠，“不惟不咎秉笔者，即主政者亦并不怪”，俨然是一副“廓然大公，所见者大”的样子。对胡林翼更是慎之又慎，反复权衡。正如官文对幕僚所说“我辈之才皆不及彼”，“我无彼不能御敌”。这说明他深知胡林翼地位一动摇，就无人指挥湘军克敌制胜，他的种种地位和荣誉也就会落空，甚至身家性命也成问题。因之，他一直拒绝奏参胡林翼。现在胡林翼对他顿改旧态，他又有功可居，有誉可邀，有银可使，就一心依靠胡。正如薛福成所记，官文乐得“画诺仰成而已，未尝有异议”。这样胡林翼就大体上如曾国藩所说“乃独得少行其志”，“事无大小，推贤让能，多由抚署主政”。这种情况就像左宗棠在湖南那样，为当时“遐迩共知”的秘密。
但是，官文并不是胡林翼的傀儡，正如曾国藩所说，官文“城府甚深，当胡文忠在时，面子上极推让，然占其地步处必力争，彼此不过敷衍而已，非诚交也”。
改旧路，走新路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皮鲁克斯曾说：“性格保守的人，只是相信以前的陈规，不善于开拓新局面，所以总是重复过去。”进一步讲，保守的性格与成大事无利，因为做事不可墨守成规，因为条条道路通罗马。
打破常规是成大事者必备的性格之一。没有这一点，一方面会阻止你的成功，另一方面，你只能是一个可怜虫！
谈到模仿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很多人习惯模仿，不敢创新，或者说不愿意创新，是因为他们头脑中关于得失、是非、安全、冒险等价值判断的标准已经固定，这使他们常常不能换一面想问题。
举一个例子，假如有一个人有100%的机会赢80块钱，而另外一个人是有85%的机会赢100块钱，但是有15%的机会什么都不赢。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人会选择最保险安稳的方式——选择80块钱而不愿冒一点险去赢那100块钱。可如果换一面来设定这个问题，一个人有100%的机会输掉80块钱，另外一个可能性是有85%的机会输掉100块钱，但是也有15%的机会什么都不输。这个时候，人们都会选择后者，赌一下，说不定什么都不输。
这个例子使我们明白，平时我们之所以不能创新，或不敢创新，常常是因为我们从惯性思维出发，以致顾虑重重，畏手畏脚。而一旦我们把同一问题换一面来考虑，就会发现很多新的机会，新的成功。
其实许多最有创意的解决方法都是来自于换一面想问题，在对待同一件事时，从相反的方面来解决问题，甚至于最尖端的科学发明也是如此。所以爱因斯坦说：“把一个旧的问题从新的角度来看是需要创意的想象力，这成就了科学上真正的进步。”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麦克本意是想替自己找个新的工作，以躲开令自己讨厌的老板。但他的太太教他换一面想问题，就是替他的老板而不是他自己找一份新的工作，结果，他不仅仍然干着自己喜欢的工作，而且摆脱了令自己烦心的老板，还得到了意外的升迁。
怎样克服模仿的习性呢？这里我们想提出“换面”的问题：
一些专家在研究汽车的安全系统如何保护乘客在撞车时不受到伤害，最终也是得益于换一面解决问题。他们想要解决的问题是，在汽车发生冲撞时，如何防止乘客在汽车内因移动而撞伤——这种伤害常常是致命的。在种种尝试均告失败后，他们想到了一个有创意的解决方法，就是不再去想如何使乘客绑在车上不动，而是去想如何设计车子的内部，使人在车祸发生时，最大程度地减少伤害。结果，他们不仅成功地解决了问题，而且开启了汽车设计的新时尚。
在现实的生活中，当人们解决问题时，时常会遇到瓶颈，这是由于人们只停留在同一角度造成的，如果能换一换视角，也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换一面考虑问题，情况就会改观，创意就会变得有弹性。记住，任何创意只要能转换视角，就会有新意产生。
曾国藩力戒模仿他人路子治军，时常求变于以理学，独创一体，变化兵制。关于战争，曾国藩在治军方面有几点则非常卓越：（一）他不是战阵之才，却是治兵之才；（二）他不是成功的前线指挥官，却是英明的战略家；（三）他制定的基本战术方针有效。
咸丰二年（1852）6月，曾国藩被派充江西乡试正考官。7月25日行至安徽太和县境，接母亲病故讣闻，立即改服奔丧回籍。8月抵家。这时太平军正围攻长沙。10月，太平军因长沙无法攻克，解围北上，连克岳州、汉阳，遂成燎原之势。11月，清廷下谕湖南巡抚，着传旨曾国藩，“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事务”。12月，曾国藩奉旨到长沙创练湘军。
当时的正规军绿营兵不能作战，这是尽人皆知的。因此，他下决心破除旧军队陋习，改弦更张，创建一支诸将一心，万众一气的新型军队来。在咸丰二年降旨命曾国藩办团练时，各省先后都办团练，唯独湖南一省最为成功，这不能不说是曾国藩的个人意志和方法起了很大的作用。
曾国藩练兵，从咸丰二年（1852）12月起，至咸丰四年（1854）正月止，历时一年余。他的湘军，特别与众不同。
首先，湘军是书生和农夫的结合体。它的将，大多是书生。书生能带兵打仗，不由人不怀疑。但书生长期受孔孟思想熏陶，存廉耻，重气节，能誓死卫道，这是曾国藩选书生为将的着眼点。他选将的条件是：一是才能治民，二是不怕死，三是不计较个人名利，四是能耐受辛苦。而这四点又归结于要有忠义血性，否则，“终不可恃”。湘军的兵卒都是农夫，其募兵制度规定，必须是朴实而有土气的农夫，其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衙门气的人，概不收用。农夫吃苦耐劳，湘军挖长壕、扎硬寨，不准穿有色衣服，只准着草鞋，种种规定，农夫都容易办到。同时，农夫朴实，没有受过革命精神感召的农夫，容易接受封建思想的灌输，这是曾国藩招农夫入伍的着眼点。就是这些不知战事的书生，带领粗经训练的农夫，战胜了强大的太平天国。这在当时和后来都被人们看成是一个奇迹。
其次，湘军特别重视精神训练。曾国藩自称“训练之上，非战阵之才”。而他的训练，主要是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思想教育和军纪教育。称之为“训家规”。宣称“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每逢三、八操演日，他必亲自下校场，“反复开说至千百语”，“每次与诸弁兵讲说至一时数刻之久，虽不敢云说法点顽石之头，亦诚欲以苦口滴杜鹃之血”，用以激励士兵“天良”。湘军兵营几乎成了一个大学校，以“四书”《孝经》为课本，“常教士卒作字读书，书声琅琅，如家塾然。又时以义理反复训喻，若慈父之训其爱子，听者潸然泪下”。
有这样的思想教育做铺垫，就容易形成一种“死长尊上”、“明等辨威”的风气，所以，人们认为湘军是一支儒教色彩很浓的军队，是一支有思想、有主张的军队。这样的军队，再加上升官发财的激励，自然就胜多败少，一往无前了。
在衡州练勇期间，形势剧烈发展。太平天国已定都天京，号称百万余众。江忠源战死庐州，武昌危在旦夕，清廷天天催促曾国藩发兵，曾国藩因水师未练成一再拖延。事后证明，此时练成的水师在镇压太平军的战争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咸丰四年正月二十八日，曾国藩率水陆军20000人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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