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察人性格：多看一眼，就多明白一次
（一）察人性格：多看一眼，就多明白一次 (第2/3页)
假，让其多回家，或命他将夫人接来，不影响他们的夫妻生活。1858年，郭意诚有一段时间告假居家，因故未及时归营，曾国藩连续发过几次信催其速归。曾国藩于1858年6月4日，在《致澄弟信》中说：“公牍私函意诚均可料理”，足见曾国藩对郭意诚的信任。
曾国藩就是这样，时时不忘求人自辅。只有时时不忘，才能抓住时机，笼人有术，把别人招纳不来的人才吸引过来，以佐事业之辉煌。
有很多人，遇到挫折后，不是去寻求方法克服困难，而是把一切原因都归结到别人身上，喜欢迁怒别人。
迁怒别人只能给自己的人际交往带来障碍，对排除困难没有好处。因此，克服挫折应该首先想到善待别人。
社会逆境引起的挫折，其根源都是人为的。对于有意为自己设置障碍的人，受挫者该如何对待呢？是耿耿于怀，视为永远的敌人？还是宽容大度，化干戈为玉帛呢？应该是后者。
宽容不是对原则问题的一种让步，而是对他人的一些非原则性的缺点和过失的一种宽容和谅解。宽恕看起来是一件很矛盾的事，但如果不宽容而去伤害只能导致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那么就会出现“冤冤相报何时了”的后果。同时，不肯宽恕别人的人往往使自己吃苦，他们会因此失眠、肠胃不适，甚至还会引起高血压。然而一旦宽恕别人之后，他们就会超越一次巨大的挫折——一种可以称为再生的心灵净化过程。当然，受到伤害的人必须有时间处理自己的愤怒，认清自己对整个事件所负的责任以及拒绝宽恕会带来的后果，然后宽恕才能发挥最好的功效。
大人有大量
俗话说“大人有大量”、“宰相肚里能撑船”，说的是胸怀和气度。人的职位越高，气度应该越大，二者是正比关系。曾国藩最爱读《资治通鉴》，他十分钦佩唐代宰相，认为他们都有胸襟，所以国家气运旺盛。他总结了开国宰相与中兴宰相的不同，认为前者必须见识远，有大胸襟、大气度。中兴宰相则侧重于具体事务，一步一个脚印，稳扎稳打。曾国藩还特别注意到：古往今来的大失败者包括那些英雄们，也都败在不能“降龙伏虎”上，即不能自我控制，没有气度。
人生中总有些不顺心的事情时常发生；但是，要想获取成功性格，必须克服为这些小事所累的心理，做到以大事为重，处处呈现英雄气概。曾国藩对自己的密友说：获取成功性格全在英雄大气；否则就会毁于细小之事的缠绕。那么什么是“成大器须靠英雄气”呢？当然，“成大器”就是获取成功性格。
下面我们将用比较的方法来谈这个问题。
曾国藩主张三种“英雄气”。一是在应战之刚毅：曾国藩的刚毅性格，在他兵困祁门时有充分的表现。1860年，曾国藩驻扎在祁门。当时安徽南北十室九空，从金陵到徽州八百余里，遍地都是太平军，没有哪一天没有战斗。徽州刚失陷时，休、祁一带大为震惊。有的人劝曾国藩将军营移到别的地方，他说：“我初次进兵，遇到危险就退却，以后的事情怎么说呢？我离开这里一步，就没有死的地方了？”何等的倔强！敌军到后，四面围攻。他亲笔写下遗嘱，营帐上悬挂佩刀，从容布置迎敌，没有改变平常的态度。死守了二十来天后，征召鲍超一起大战一场，将敌军驱赶到岭外。他的幕僚曾总结说：以十余年来共同诛杀未果的狂妄“敌军”，曾国藩领军4年，就依次予以荡平，都是因为在祁门刚开始时的倔强和不胆怯，才能够使敌军胆寒而使我军振作士气。
二是做事忍耐：曾国藩对曾国荃缺乏忍耐性格，说：“难禁风浪”四字条幅已完好归还，我很高兴。古来豪杰皆以这四个字为大禁戒。我们家祖父教人，也以懦弱无刚四字当作大的羞耻。因此男儿立身行事，必须有倔强的大丈夫气概，仅几万人被困于城下，士气最容易消沉，弟能鼓舞起数万人的刚气而长久不使它消沉下去，这正是你比别人高明之处，更应当在这些地方下些功夫。曾国藩又以“忍耐”勉励他的好友冯树堂等，在他得知冯树堂因参加考试被大雨困于场屋之事后，写诗道：却笑群儿薄心胆，瑟缩啾唧良足哀。
丈夫守身要倔强，虽有艰厄无愁猜。
我今高卧舒两膝，深檐大栋何恢恢！
白日鼾声答雷雨，残滴初歇清梦回。
甘眠美食岂非庆，又闻逸乐生祸胎。
数君健强齿尚未，正可磨炼筋与骨。
三是为人之坦荡：曾国藩强调为人不可刚愎，他说：至于强毅之气，决不可无，但强毅与刚愎不同。古人说：自胜强。曰强制，曰强恕，曰强好，皆自胜之意。如不习惯早起，而强制天未亮即起；不习惯庄重尊敬，而强制参与祭祀仪式；不习惯劳苦，而强制与士兵同甘共苦，勤劳不倦，这就是强。不习惯有恒，而强制自己坚定地持之以恒，这就是毅。不这样做却以气势胜人，是刚愎。二者表面相似，其实有天壤之别，不可不察，不可不谨。曾国藩在处世中把大度与戒怒、宽容与倔强糅合得如此贴切，而又把强毅与刚愎区分得如此明晰，真可谓处世之楷模。
曾国藩还把度量的大小列为区分君子小人的又一重要标尺。他说：所谓小人者，识见小耳，度量小耳。“致使君臣、朋友、父子、兄弟、夫妇之间”此皆量褊而易以滋疑者也。君子则不然，广其识，则天下之大，弃若敝屐；尧舜之业，视若浮云。宏其度，则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曾国藩以此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指导思想。
不顾是非的掣肘，是常见并最易引起相互报复而结仇的现象。曾氏在面对这类情况时，正是秉着宏其度、反求诸己的精神去处理的。1862年，他同江西巡抚沈葆桢因厘金分配问题发生争执，沈要扣下应解湘军的厘金自用。除了双方上报朝廷裁定外，曾国藩这样解剖自己：日内因江西藩司有意掣肘，心为忿恚。然细思古人办事，掣肘之处，拂逆之端，世世有之。人人不免恶其拂逆，而必欲诛锄异己者，权臣之行径也；听其拂逆而动心忍性，委曲求全，且以无敌国外患而己为虑者，圣贤之用心也。吾正可借人之拂逆以磨石厉我之德性，其庶几乎！当时，曾国藩正以钦差大臣、两江总督的身份统辖包括江西在内的四省军务，巡抚也归其“节制”之列。此事虽最后由朝廷裁决，但其严于责己的精神无疑是可贵的。只有具备了这种精神，才能更易于与人精诚合作，共成天下大事。
中国古代历来推崇那些胸怀宽广、大度容物的品格，所谓“宰相肚里能撑船”即言此情。曾国藩在讲求“广其识”、“宏其度”的同时，又不忽略倔强与骨气的成功性格素质的作用，则是一种深层次的修养。
不善用人者为庸人
交人要交那些心地坦诚、肝胆相照的人，选将选兵自然也要选那些“忠义血性”之辈，至于朴实耐劳、智略才识当然亦是断不可少。从曾国藩所规定的选将标准来看，湘军的选将制度较为严格，大致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一是忠义血性；二是廉明为用；三是简默朴实；四是智略才识；五是坚忍耐劳。
曾国藩在选将中，将“忠义血性”放在第一位。所谓“忠义血性”，就是要求湘军将领誓死效忠清王朝，自觉维护以三纲五常为根本的封建统治秩序，具有誓死与起义农民顽抗到底的意志。他说：“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治民之才，不外公明勤三字。不公不明，则请勇必不悦服；不勤则营务巨细，皆废弛不治。故第一要务在此。不怕死则临阵当先，士卒仍可效命，故次之。身体羸弱者，过劳则疾；精神乏短者，久用则散，故又次之。四者似过于求备，而苟阙其一，万不可带勇，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选用具有“忠义血性”者为将领，可以为整个军队起到表率作用，“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庶几得一而可及其余”，这样便可以带动全军效忠封建的统治，从而能够使这支新兴的军队——湘军，不但具有镇压农民起义的能力，同时还具有“转移世风”的政治功能。
曾国藩强调“廉明为用”。对于“廉”、“明”二字，他解释说：“弁勇之于本营将领，他事尚不深求，唯银钱之洁否，保举之当否，则众目眈眈，以此相伺，众口啧啧，以此相讥。唯自处于廉，以私出入款项，使阖营共见共闻，清洁之行，已早有以服弁勇之心，而小款小赏，又常常从宽，使在下者恒得沾润膏泽，则惠足使人矣。明之一字，第一在临阵之际，看明某弁系冲锋陷阵，某弁系随后助势，某弁回力合堵，某弁见危先避，一一看明，而又证之以平日办事之勤惰虚实，逐细考核，久之，虽一勇一夫之长短贤否，皆有以识其大略，则渐几于明矣。”
“廉”，对于军队来说是极为敏感的问题。绿营将帅克扣军饷，冒领缺额以自肥的现象，早已是公开的腐败行径。这深为士兵所不满，严重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那么，曾国藩在新组建的军队上，要做到与众不同，就必须在选将问题上高度重视，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湘军的战斗力。
“明”是指将领要做到赏罚分明，是非不淆。“人见其近，吾见其远”，曰高明；“人见其粗，吾见其细”，曰精明。对于一般将领要求其“精明”，而对于高级将领，则要求其必须高明，这样才能够具有远见卓识。
曾国藩反复强调将领要具备“廉”、“明”的品质，这对于改善官、兵关系，提高战斗力，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第三，选取将领，专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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