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察人性格:多看一眼,就多明白一次

    (一)察人性格:多看一眼,就多明白一次 (第3/3页)

“简默朴实”之人。曾国藩对于绿营军官气深重,投机取巧,迎合钻营的腐败风气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他深感积习难改。“国家养绿营兵五十余万,二百年来所费何可胜计。今大难之起,无一兵足供一战之用,实以官气太重,心窍太多,漓朴散淳,其意荡然”,曾国藩从内心里慨叹:即使“岳王复生,或可换孱兵之筋骨;孔子复生,难遽变营伍之习气”。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曾国藩规定,一方面湘军不用入营已久的绿营兵和守备以上官;另一方面,他强调挑选将领要侧重“纯朴”。所谓“纯朴”是指脚踏实地,无官气,不浮夸虚饰。曾国藩经过遴选,将大量“纯朴”之人委以重任,这对于提高湘军战斗力和耐力极为有效。

    第四,“智略才识”是曾国藩选将的又一标准。曾国藩认为:“大抵拣选将材,必求智略深远之人,决不能选用冗冗者。”他指出:“其冗冗者,虽至亲密友,不宜久留,恐贤者不愿共事一方也。”曾国藩力求从书生中选拔人才。借助于他们知书达理,努力克服绿营将领缺乏韬略的弊病。

    第五,要求湘军将领还应具备“坚忍耐劳”的特点。

    上述五个方面,是曾国藩用权考察下属的五种办法。

    曾国藩认为,世上怕的不是没有人才,而是用才的人不能正确使用人才,此论确有振聋发聩之功用。从历史上来看,往往是那些善于发现人才,又善于运用人才的人最后取得了成功。关于这一方面的历史事实是很多很多的。

    战国时期的魏国执政公叔痤患重病,魏惠王前来探视,对公叔痤说:“万一你故去,我如何安排国家的事务?”公叔痤回答:“有个叫公孙鞅的,可把国家大事委付与他。但是如不想用,就把他杀了。以免为别国所用,危害我们国家。”惠王在回归的路上不以为然地说:“公叔痤这样有才智的人,让我把军政大权交给公孙鞅处理,未免太糊涂了。”惠王走后,公孙鞅来服侍公叔痤,公叔痤把他对魏惠王说的话告诉了公孙鞅,公孙鞅未加理会。不久公叔痤死了,惠王并未重用公孙鞅。有人知道公叔痤曾向惠王建议如不重用即除去公孙鞅的事,劝公孙鞅快逃走,但公孙鞅仍专心致志地处理公叔痤的丧事。有人问他:“难道不怕惠王将你杀了吗!”他答道:“君王既然不听公叔痤的话重用我,又怎么能听他的话来杀我?”公孙鞅后逃到秦国,为秦国所重用,变法图强,奠定了后来秦统一六国的基础,被秦孝公封在商的地方,称商鞅。

    所以,曾国藩所说的“虽有贤才,苟不适于用,不逮庸流”,可谓至理名言。

    选择朋友是人生第一要事

    多一位好朋友,就使你多了一颗智慧的头脑。一个人获取成功性格是智慧的较量,因此,要善择友。曾国藩的择友目的很明确:既让自己获取成功,也让大家获取成功。

    人的一生如果结交了好的朋友,就可以患难与共,相互砥砺,不仅可以成为情感的慰藉,也可以成为事业成功的基石。1864年7月20日,曾国藩在写给他的次子曾纪鸿的信中说:选择朋友是人生第一要事,必须选择志趣远大的人。

    曾国藩的处世经可以说是他广交朋友的处世经。他的立功、立言、立德三不朽也可说是在朋友的相互砥砺和影响下取得的。因此,他深刻地领会到了人生择友的重要性。所以无论是在生活、为学,还是在事业上都时时注意广交益友。这一点他在京城的13年生活中,就有充分体现。

    他在写给家里的书信中,曾介绍过当时所结交的部分朋友:现在朋友愈多,讲躬行心得者则有唐镜海先生、倭仁前辈,以及吴竹如、窦兰泉、冯树堂数人;穷经学理者,则有吴子序、邵惠西;讲习文字而艺通于道者,则有何子贞;才气奔放,则有汤海秋;英气逼人,志大神静,则有黄子寿。又有王少鹤、朱廉甫、吴莘畲、庞作人,此四君者,皆闻余名而先来拜。虽所造有深浅,要结有志之士不甘居于庸碌者也!京师为人文渊薮,不求则无之,愈求则愈出,近来闻好友甚多,予不欲先去拜人,恐徒标榜虚声;盖求反以匡己之不逮,此大益也!标榜以盗虚名是大损也!曾国藩所交之友对他个人的影响和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作用。

    刘传莹,湖北汉阳人,专攻古文经学,精通考据。曾国藩通过与刘传莹的交往,大大弥补了自己古文字上的不足。1846年,曾国藩在城南报国寺养病,于是便向他请教古文经学与考据。刘传莹也正因为自己只在古文经学方面有造诣,遂向曾国藩请教理学。于是,二人互相切磋,取长补短,成为至友。曾国藩通过与刘传莹的交往,拓展了学识,在学术领域走上全面发展的道路。他在给同乡好友刘蓉的信中,表达自己在学术上的见解和志向时说:于汉、宋二家“欲兼取二者之长,见道既深且博,为文复臻于无累”。不计门户,取长补短向来是成功的方向。

    何绍基,字子贞,精通书法,擅长吟咏。曾国藩与其交往中,觉得何绍基所长,正是自己的不足。从此以后,他非常重视写作和赋诗。

    另外,他还经常与吴廷栋、何桂珍等人讨论理学,向邵懿辰请教今文经学。

    这些朋友,在京城都颇有名气。同他们的交往不仅增长了学识,也大大提高了曾国藩在京城的个人声望。他在家书中称自己“昔在京颇著清望”。这也是他在京城迅速发迹的原因。

    曾国藩在交新友的同时,也十分注意联络旧时志向相投的朋友。这一时期的学术观点和思想上比较相近的人主要有刘蓉、郭嵩焘、江忠源、欧阳兆熊、罗泽南。

    刘蓉,字孟蓉,号霞仙,湖南湘乡人。郭嵩焘字筠仙,湖南湘阴人。曾国藩在赴京科考途中在长沙认识了“少有志节”的刘蓉,又通过刘蓉认识了正在长沙参加乡试的郭嵩焘,于是三人“欣然联欢为昆弟交”。

    江忠源,字岷樵,湖南新宁举人。在北京,经由郭嵩焘的引见,与曾国藩相识。交谈过后,江忠源告辞,曾国藩对郭嵩焘说:“是人必立功名于天下,然当以节义死。”当时承平日久,众人都十分惊疑。刘蓉称赞江忠源,“交友有信,与士卒同甘苦,临阵常居人先,死生患难,实可仗倚”。在与曾国藩的交往中,以有血性、有胆有识,被引为益友。曾国藩称赞他“儒文侠武”。日后江忠源果真成为湘军的主要干将。

    罗泽南,字仲岳,号罗山,与曾国藩是同县人。他家境十分贫寒,却能“溺苦于学,夜无油炷灯,则把卷读月下,倦即露宿达旦”。他的道德学问,时人称他为有数的人物。他研究程朱理学,标榜自己为宋儒。年轻时,他连遭不幸,丧母、丧兄嫂相伴而来,继而长子、次子、三子连丧,其妻连哭三子之丧,双目失明。罗泽南并未因此沉痛的打击而一蹶不振,反而“益自刻厉,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入圣;不忧无术以资生,而忧无术以济天下”。因此,曾国藩十分敬重他。常在书信中表示敬慕之意,称他为家乡的颜渊。后以儒生的身份带兵征战,立勋名于天下。颜渊,即颜回,孔子的学生,家境贫寒,一生没有做官,住在简陋的小巷里,用竹简吃饭,用瓜瓢喝水,却自得其乐。

    欧阳兆熊,字晓岑,湖南湘潭人。1840年,曾国藩病在果子巷万顺客店中,病情沉重,卧床不起,幸遇欧阳兆雄,在他的精心护理下,才没有死去。从此,二人成为好朋友。

    曾国藩所交益友,对他的人生及事业起了重要作用。其中有给他出谋划策者,有赏识提拔者,有危难之时,两肋插刀者。从各个角度烘托着他的事业。因此,他比别人更深刻地体会到:“择友为人生第一要义。”

    当今的社会更说明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当我们每个人开始进入社会开创自己的事业时,他在中学和大学期间所形成的友谊发挥了难以估量的作用。深厚的友情不仅为他打开了不同寻常的机会之门,而且也大大增加了他的知名度。

    换句话说,由于众多朋友的帮助,他的能力也扩大了许多倍。他似乎拥有一种神奇的力量,能够在做任何一件事时获得朋友们无私而热心的支持,朋友们好像总是全心全意地增进他的利益。

    很少有人对自己事业生涯中朋友的作用做过恰如其分的评价。绝大多数成功人士都认为,他们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是因为其自身卓越的才能,是因为他们自身的拼搏努力。他们总是津津乐道于自身的辉煌业绩。他们把自己的成功全部归因于自身的聪明、才智、精明、努力以及积极进取。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众多的朋友就跟无须报酬而又无处不在的商人一样,在任何一个时候都会对他们的事业提供服务与帮助。

    科尔登就曾经说过:“真正的友谊就像健康一样,其价值通常只有在失去它时才会认识到。”

    此外,你的朋友们的个性和立场将对你的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

    在此,我们试图给你开一份防止孤僻性格的处方:在选择朋友时,必须确立这样一种原则,那就是尽可能地选择那些比你优秀、在各方面领先一步的人做朋友。必须努力地和那些你所仰慕和推崇的人交往,这并不是意味着要结交那些在金钱上更富有的人,而是结交那些有着高深的文化素养、受过良好的教育、并有着更广泛的信息来源的人。只有和这样的人交往,你才能尽可能多地汲取有助于你成长和发展的养料。而且在与他们的接触过程中,你也逐渐会提升自己的理想,追求更远大的目标,并付出更大的努力,以便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够成为一个强者。当然,我们希望你走出孤僻的性格,成为善交朋友的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