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大度性格：胸中以“大”为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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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度性格：胸中以“大”为境界 (第1/3页)体会日常应酬的滋味
为人处世离不开应酬，但并不是所有应酬都神清气爽，相反常常令人厌烦。面对这种矛盾，曾国藩怎样做呢？曾国藩平生以品鉴人才自诩，这主要得自他的经验和观察。他能从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透视人的品格个性。对于吃、请、送等应酬礼节，他也能从中观察人情厚薄及世风高下。
同治七年（1868）底，曾国藩以协办大学士、直隶总督、一等勇毅侯爵、钦差大臣的多重显赫身份回到了阔别17年的京师。他的弟子黎庶昌在为其师做《年谱》时写下这样几句话：“时在廷诸臣，想望丰采，退朝之际，千官瞩目焉。”这并非夸张之词。17年前，曾国藩以在籍侍郎的身份，墨纟至从军，经十数载艰苦卓绝之努力，终于把定都金陵十数年，几乎推翻清王朝的太平天国镇压下去，这在未曾参加这场惊心动魄的朝中大臣而言，曾国藩创造了一个“神话”和“奇迹”，在朝臣的眼中，他不仅是功臣，更像是一位“英雄”。并且，十七载星移斗转，当年的高官显贵早已物是人非，对于朝中的新贵而言，无论是资历，还是功绩，他们都难以望曾国藩之项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只能仰视这位在宫中下马处弯着腰走下软轿的58岁的重臣曾国藩。
在京的一个多月里，曾国藩分明感受到了生命中的“辉煌”和仕途中的“得意”。他的日程排得比平时还要满，除了每天要接见十余次来访者外，他还要外出拜访各界人士。他需要太多的应酬。因为在他看来，拒绝别人则是“傲”之一端，是脱离官场、走向败落的一大忌。这里是他应酬的具体情况：
同治七年十二月廿一日，他应湖广籍官绅之邀，赴湖广会馆之宴，听戏、饮酒，自中饭后一直折腾至次日三更，才抱着疲倦不堪的身体，带着二公子纪鸿离开他十分熟悉的湖广会馆，告别各位同乡。
次日同一时间，他应各科门生公请，至文昌馆赴宴。曾国藩多次担任考试官，他的门生可谓多矣，这次六科三十余人共同宴请曾国藩。一曰癸卯四川乡试，二曰丁未汉教习，三曰己酉顺天乡试复试，四曰庚戌朝考阅卷，五曰庚戌拔贡朝考阅卷，六曰庚戌考学正学录阅卷，酒后观戏，二更归寓。
二十三日，甲午、戊戌两科同年公请，又直隶京官之大者公请，“两处各吃一顿”。
二十四日，江苏通省公请，曾国藩又赴文昌馆宴。
二十五日，应倭仁、朱、瑞三位大学士公请，曾国藩至愿学堂赴宴。……
曾国藩过去在京师做过几个部的侍郎，在地方任两江总督后节制四省，因此，凡是他做官之处，都有各部、各省公请。
对这种吃请宴送，曾国藩十分熟悉，但这次他是以主客的身份参加，当然今非昔比。请他的人一是联络感情，二是希望关照。因为曾国藩“宠眷”未衰，受朝廷倚重，他的话自然朝廷要尊重的。为巴结取悦这位重臣，有一位尚书不但在席间盛赞曾国藩所做《江忠烈神道碑》，而且还“背诵如流”，不遗一字，令曾国藩不胜感慨。
在应酬往来之际，曾国藩感受到京师远非久留之地，他感到有千手千眼在抓着他、看着他。他感到还是在外面、在地方为官自在。他在《日记》中说：“在京酒食应酬，每日疲精以徇物，远不如外省之得以自由。自问胸次，添出许多鄙俗之念，殊无谓也。”他每天拖着疲倦之躯，奔走赴宴，无非是“徇物”，即给别人面子，让别人说好话。这与他在地方为官，每天弈棋几局，倦极即睡，当然不可同日而语。
他痛切地感受到人心风俗之不可改变。崇尚权势，朝野大臣们都眼盯着权势，巴结、顺从、阿谀、媚态，种种令人看不惯的东西已经几十年了，自己怎能改变呢？！但他又必须成为交际战场上的“尖兵”，才能成就一生。这就叫矛盾！
人最忌轻薄肤浅，没有内涵
自负者的性格弱点是自作聪明，其实“聪明”是人们渴求的评价，它表明具有这种评价的人，要比其他人智商高出一截。但是有些自作聪明的人，却会反被聪明误。例如自以为是、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总喜欢对别人说“不”等习惯，都是这些人常犯的错误。自作聪明的人表面上在智商上比别人有优势，实则他的危机却是非常明显的，即以自我为中心去处理人际关系。这种人的挫败随时都会发生，给这种人的忠告就是：请别自负，学会尊重每一个人！
用好一个什么样的人，不是一般的小问题，而是大问题。曾国藩的用人术是：让明白人留下，让糊涂人走开。一个人的成功与失败，关键在于他能否把与之有关系的人的能力，转化为自己的能力。只有时时不忘求人自辅，才能抓住时机，创造人生的辉煌。曾国藩认为，人最忌轻薄肤浅，没有内涵，几番接触，就会使人感觉俗不可耐，或令人生厌。大凡有一定学识或修养的人，都能够沉着稳练，谦谨坦荡。
曾国藩对于轻薄有更深层次的理解，他说：大凡人寡薄的品德，大约有三端最容易触犯：听到别人有恶德败行，听得娓娓不知疲倦，妒忌别人的功业和名声，庆幸别人有灾，高兴别人得祸，这是薄德的一端；人受命于天，臣受命于君，儿子受命于父，这都是有一定之数的，但有些人不能接受命运的安排，身居卑位而想尊贵，日夜自我谋划，将自己置在高明的地方，就像一块金子，冶炼时自认为是莫邪、干将一类的宝剑了，此是薄德的第二端；胸中包蕴着社会上的清清浊浊、是是非非，但不明确去表示赞成或者反对，这本来是圣人哲人的良苦用心，如果要勉强去分什么黑白，遇事就激动张扬，这是文士轻薄的习气，娼伶风流的形态，我们这些人不体察就去效仿它，动不动就区别善恶，品评高下，使优秀的人不一定能加以勉励，而低劣的人几乎没有立足之地，这是薄德的第三端。我现今老了，这三端还要加以防戒。因此曾国藩最反对幸灾乐祸、狂傲自大、妄断是非、自以为是的那些人，而他自身就是自修严谨，更多地看到别人长处的人。他尤其是一个极富怜悯心的人，一些有功业名声的人遭了灾难，即使在戎马倥偬自身难保的艰难岁月，他也绝不无动于衷，而是尽量地给予照顾。
咸丰年间，曾国藩驻守祁门，险象环生，储备极其困乏，是他一生行军中最艰难的时候。一天，忽然想起安徽那一带多有经学大师，遭受战乱，颠沛流离，生死未卜，于是派人四处寻问，生存的人给以书信，约他们来军中的幕府相见，死去的人对其家小给予抚恤，索取他们留下的文章保留。像桐城的方宗城、戴均衡，歙州的俞正燮，贵州的程鸿诏诸家大师，都靠这种帮助而脱离了险境。
跟随曾国藩从军打仗的人很多，尤其是出谋划策的幕僚和下属，都希望得到曾国藩这位“盟主”的举荐而飞黄腾达。曾国藩对下属和幕僚确也不吝举荐，但他举荐人又有条件的，那就是要确实为他干事，不怕艰苦，不讲条件。否则，他是不肯保举的。此外，还有三种人曾国藩不愿保奏，一是才高德薄名声不佳之人，一是才德平平迁升太快的人，一是个人不愿出仕者。
第一种人如周腾虎、金安清等，往往一经保举，即遭弹劾，心欲爱之，实却害之。例如，周腾虎刚受到奏保，即遭连章弹劾，遂致抑郁而死，使曾国藩大为伤感。他在1862年9月的《日记》中写道：“接少荃上海信，知周腾虎在沪沦逝。老年一膺荐牍，遽被参劾，抑郁潦倒以死。悠悠毁誉，竟足杀人，良可怜伤。”曾国藩从此接受教训，其后屡遭弹劾、名声极坏的金安清在幕中为他出力效命之时，力排众议，坚持只用其策，不用其人，并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解释说：“眉生之见憎于中外，断非无因而致。”“今若多采其言，率用其人，则弹章严旨立时交至，无益于我，反损于渠。余拟自买米外，不复录用。”
第二种人如恽世临、郭嵩焘等，皆经曾国藩直接间接地奏保，于二年之内连升三级，由道员超擢巡抚，复因名声不佳，升迁太快而被劾降调。曾国藩亦从此接受教训，待1865年10月清政府欲令李宗羲署漕运总督、丁日昌署理江苏巡抚而征询曾国藩的意见时，曾国藩即直抒己见，并提出自己的理由：认为一岁三迁已为非常之遭际。该员廉正有余，才略稍短，权领封圻未免嫌其过骤。丁日昌虽称熟悉夷务，而资格太浅。物望未浮。洋人变诈多端，非勋名素著之大臣，不足以戢其诡谋而慑其骄气。该员实难胜此重任。总之是不同意这种安排，以杜升迁太骤之弊。结果，清政府接受了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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