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放大性格：心胸大一点，世界就会更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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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放大性格：心胸大一点，世界就会更宽 (第1/3页)做一个恪守责任心的人
做人要有责任感，特别是那些能够担当大任的人，就更要有责任感。顾炎武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讲的是做人的责任感。
生命只有一次，要想活得积极而有意义，就要勇敢地挑起生命的重大责任。没有人能领你走一辈子，只要不辜负每一个日子，每天有新的收获，美好的生活靠你自己创造。
对自己负责，是一项艰难又费时的挑战。要能了解自己，发掘自己的优缺点，再不断调整及修正。还得注意不受主观成见的影响，逐一吸收于己有益的经验。
在人的一生中，如果一直养成一种性格：逃避责任，无法作出决定。结果到了今天，即使想做什么，也无法办得到了。
一般而言，人总是随环境变化而改变、调整自己的行为。而作为官宦之人，随着位高权重，保守自己既定利益的倾向越发加重。胡林翼曾说：“人一入宦途，全不能自己做主。”清朝的康熙皇帝有过一句名言，说穿了士大夫的本质：“士子负笈（指书籍）而行时，以天下为易；跌蹶经营，一入高位，反成尸位。”曾国藩称得上是权位越高，责任感越重，越敢于负责任的人。
清朝自嘉庆以后，世风日下，至道光朝更成鱼烂之势。大小官僚耽于享乐，腐朽入骨，无人肯讲真话、干实事。如道光最宠信的宰相曹振镛，在谈到为官之道时公然说：“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这样的官场，为自保功名富贵，圆滑弥缝，不负责任，已成为习气。以至于咸丰帝大骂群臣：“试问诸臣午夜扪心，何忍何安？若不痛加改悔，将来有不堪设想者矣！”“尔等甘为大清国不忠之臣，不亦愚乎？”相形之下，此时年轻的曾国藩就显得器宇卓迈，不随流俗。他出身于湘乡的普通农家，童年时还在湘乡蒋市街卖过菜篮，离纸醉金迷的都市生活很远；进京之后，又长期在翰林院读书，沾染官场习气少，保存的书生本色多，因而，在朝廷内外交困之际，就能挺身而出，于柔靡浮滑的官僚群体中，独自表现出阳刚之气。
曾国藩在翰林院七年间，主要是读书，与政治生活关系不大。道光二十七年六月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才开始涉足政治。时年37岁，官运不可谓不亨通，然而他却精神苦闷，感到自己是为做官而做官，政治才华无法施展。在写给弟弟信中甚至说：“吾近于官场，颇厌其繁俗，而无补于国计民生。”因而有求退之意。
道光三十年正月，道光帝病故。这位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皇帝临终前立下遗嘱：说自己无德无能，丢弃祖宗脸面，因此决定死后自己的灵位不进太庙，也不用郊祀，不让臣民祭奠他。这当然是对自己的最严厉惩罚了。由于道光帝的遗嘱用的是“朱谕”，即亲笔书写，这就不得不令他的继承人重视起来，因此，咸丰帝即位后立即让臣下讨论，曾国藩当时是礼部侍郎，他责无旁贷要拿出意见来。在他上奏前，朝廷大臣都认为“大行皇帝功德懿铄，郊祀既断不可易，庙祔尤在所不行”。曾国藩经过十余日的慎重考虑，上疏明确提出：“进太庙应是确定无疑的，但无庸郊祀一项，“则不敢从者有二，不敢违者有三焉”。曾国藩详细阐述不敢遵从的两个理由，及不敢违背道光皇帝遗嘱的三个理由。仍认为道光皇帝无庸郊祀是对的。这等于说，道光帝不配臣民祭奠他。尽管理由是儒家的礼仪，但这是需要万分勇气的。因为已死的道光帝本人很可能是做做样子，并不是真心要如此，更何况他的继承人也不会听任自己的父亲自贬自损，想抬高还来不及呢！再者，大臣们已有明确的“公议”，曾国藩如此“不识时务”，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因此上疏的末尾用“不胜惶悚战栗之至”这样的话，也是袒露心声的真话。咸丰帝的御批虽有肯定之词，但心中很不满意曾国藩这个侍郎。但曾国藩认定的是天下之理，所以奏疏一个接一个上，批评也逐渐升级，最后连刚即位的皇帝也有“三大缺失”了。
咸丰帝迫于危局，也下诏求言，摆摆样子。曾国藩却鼓起勇气把久憋心中的救世治国大计倾吐出来。第一道是《应诏陈言疏》，所述为人才问题，指出“方今天下，因循坠废，可谓极矣，吏治日坏，人心日浇”；又对如何培养人才、整饬吏治提出自己的看法。接着，又上《条陈日讲事宜疏》、《议汰兵疏》、《备陈民间疾苦疏》、《平银价疏》等等，分别将当时的政治、军事、社会、经济诸问题提出切要透彻的看法。
在《备陈民间疾苦疏》中，他提出了民心涣散将导致天下大乱的严峻现实：臣听说国家贫穷不足为患，只有民心涣散，则是最大的忧患。古代最富的时候是隋文帝时期，然而忽然灭亡了，原因就是失去民心。最贫困的时期莫过于汉昭帝初年，然而又逐渐安定下来，是因为能安抚民众。……我皇上爱护民众的诚心，大大超过以前。只是因为那些太守县令，或者不关心民众的疾苦，致使圣主的德政不能到达民众中，而民间的疾苦不能反映上来。在曾国藩所上的诸疏中，在当时影响最大的是仿乾隆初年名臣孙嘉淦所为。
孙嘉淦是雍正、乾隆两朝的直谏名臣，当二十几岁、风华正茂的乾隆即位之初，颇有沾沾自喜之情，孙嘉淦认为如此下去不堪设想，遂冒死上书，指出乾隆帝的三非：喜谀而恶直；喜柔而恶刚；喜从而恶违。一弊是“亲小人而远君子”，孙指出的是专制皇帝的通病。值得可喜的是，乾隆帝大为所动，在以后执政的六十余年间，除晚年有所怠政外，一生励精图治，把康乾盛世推向了顶峰。所以有的史学家认为孙嘉淦的贡献实在很大。现在，曾国藩仿照《三习一弊疏》，上书咸丰，指陈缺失，第一条指出皇上只是在小处谨慎，反而忽视大处，而且有的谨慎到不该谨慎的地方。每天察察于小事，而对于国家的大计必然有所疏漏而没有时间去深究了。所谓国家的大计，包括哪些方面呢？即如广西一事，大的问题是安排人事，其次是审查衡量地方的利益，再次是对军事需求慎重其事。
第二个缺失是自去年开言路以来，难道没有一二个上乘之计，然而它们的归窠，大抵都以“不用议”三字了结。其中有被特殊嘉奖的，如颁布诏令褒扬倭仁，但不久便将他疏远到万里之外，降旨以答谢苏廷魁，不久便将他斥为乱道之流，这些足以说明皇上缺少求言的真意，只以纳谏的虚文来掩饰。
第三指出皇帝“威福自专”：在最近的圣旨中，都说罢黜大权，由皇上亲自掌握。皇上的本意，认为中间没有丝毫的私心。自古的重要直臣，不只使他成名而已，所以将借助他的药石，以折损皇上骄傲奢侈的萌芽，培养他的风骨，养育他的威风，以防在有事时折中之用，所谓疾风知劲草。如果不取这种人，就必然专门录取那种阿谀奉承的人，可以肯定这种人绝对不敢说出一句逆耳的话而违背皇上的意图。而稍有锋芒的人，必然磨砺他的棱角而折损他的骨气。一旦有事，则满朝都是拖沓泄气之流，袖手旁观，一筹莫展而已。平常不储备刚强正直而有能力的人，以培养其风骨和养其威棱，有事的时候哪里有人才可以供使用！
这一奏疏大有孟子批评专制的遗风。这样的谏疏，不但那些日保富贵的官僚们无人敢写，就是初生之犊不怕虎的曾国藩，也是壮着胆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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