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养身性格：明白与糊涂之间仅一线之隔
（三）养身性格：明白与糊涂之间仅一线之隔 (第2/3页)
，世事混浊，不得不行。
古往今来，凡能成就大事者，无不具备“内圣”的素质。贤者有云：“鹰立如睡，虎行似病，正是它攫鸟噬人的法术。故君子要外挺内坚，才华不逞，才有任重道远的力量。”这大概可以形象地诠释“内圣”这句话的具体含义。
曾国藩以大乘的“内圣”法行世，深得古代圣贤之精髓、要旨和开明君王的治世之道。以经时济世的儒家礼学为依托，他的人格修养、道德学问自有特殊的造诣，绝不是当时一般的汉学家、理学家、文学家所能比拟的。
所谓治心，也就是孟子所说的“苦其心志”“曾益其所不能”的功夫，是“天将降大任”前的首门功课。李鸿章说：“我老师之有成，乃善治心也。”
在中国近代史上，生前死后毁誉皆当其极的人物，恐怕非曾国藩莫属了。镇压太平天国、倡办洋务，使曾国藩赢得了“中兴名臣”的桂冠；处理天津教案、媚洋虐民，又使他声名扫地，几成过街老鼠，“国人皆骂”。曾国藩说自己晚年仕途，“皆画蛇添足之笔”。有一代“儒宗”之称的纵横家王运批评曾国藩一生“为谨守所误，令万民涂炭，仍然问心无愧，是儒家之罪，与张浚差不多”。
因为站在不同的立场，对曾国藩的评价当然会有很大不同，甚至对立的观点。但也有众口一词之处，那就是肯定他意志坚卓、治心养性的修身术。
江苏巡抚何上给清廷的奏文说：曾国藩经历“数年坎坷艰辛，当成败绝续之交，持孤注以争命；当危疑雷撼之际，每百折而不回，盖其所志所学不以死生常变易也”。李鸿章评价他老师所以成功是因为“沉毅之气，坚卓之力，深远之谋，始终不变，而持之有恒”，也是讲曾国藩以意志、品格而取胜。
对曾国藩意志品格解剖得较彻底的是梁启超。他说：“凡古来能成大事者，必其自胜之力甚强者也。”“志不足恃，气不足恃，才不足恃，惟毅力为足恃。”曾国藩“功成业定之后，论者以为乘时际会，天独厚之；而岂知其停辛伫苦，铢积寸累，百折不回，而始有今日也。使曾文正毅力稍不足者，则其为失败之人，无可疑也”。
曾国藩早年跟从唐鉴、倭仁等理学大师研究性理之学，又深受王夫之（船山）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注意把二者结合起来，提升到人生理想、精神境界，就是说曾国藩十分注重品格修养和自我完善，他能够有外王之效，成为“办事兼传教之人”，不能不说得自内圣之法。
曾国藩总结出养心治心、修身悟道的一整套办法，如《养生之法五事》、《八本说》、《不忮不求四箴》、《十三字功》、《东坡五字诀》、《八德自勉戒》、《四言箴规》、《达生编六字诀解》等。这些精神品格修养的箴言，有的得自祖父辈及他个人的经验积累，如《养生之法五事》中的“眠（睡觉）、食（吃饭）有恒”及“每夜临睡洗脚”，是他的父亲行之40年，他自己学习后坚持7年，认为大有效果后告诉弟弟们如法遵行，并写进曾门家规中去的。“饭后3000步”他试行一年，认为很有效果，决心“自矢永不间断”；他还肯定地说，如果身体弱的人行之三个月，“必有奇效”。
内圣可去功名
功名成败往往是评价人的主要甚或唯一尺度。曾国藩身处名利场，善处功名。认为“个人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毁誉皆不足忧”，而忧贤不登高位，有才者不得施其能，天下愈乱而无治之日。这无疑是他精神境界比较高尚的体现。享有功名后，又以拙诚为天下倡，明知“中兴”无望，但却殚心竭力，生死赴之。他还说，“骤享大名为不祥”，偶然得来的也会偶然失去，这是没有根基、无学养的原因。他还认为古往今来成大事业的人，都是身心极为疲惫之人，但能够应付裕如，必有让心“存活、休养之处”，他说：“心中不苦，才能活泼泼地养得一段生机”，但暇心弃置何处，可见日后成败。他举西门庆和苏轼为例，说明“暇心乃是补心”，不是“放（放纵）心”。与“暇心乃补”相关，“学养乃是正心”。人不是生而知之，但可教而知之，这个教包括自我教育、自我完善。
曾国藩平生“不蹈空言”，注重实效。对治心也不是仅仅阐发理论，而是归于实践。他说：“吾辈治心治身，理亦不可太多，知亦不可太杂，切身日日用得着的，不过一两句，所谓守约也。”
曾国藩以内圣之功，收外王之效，治心修身，兼具儒、道、佛之奥旨。这一点引起了早年毛**的注意。在毛**早期的笔记式日记《讲堂录》中，有许多曾国藩治心方面的格言警句，如“精神愈用而愈出，不可因身体素弱过于保惜；智慧愈苦而愈明，不可因境遇偶拂遽尔摧沮”，“心常用则活，不用则窒，常用则细，不用则粗”。
曾国藩治心修身的成功，也同样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20世纪20年代，蒋研读曾国藩的各种文集、遗集后，有感于“其苦心毅力，足为吾人之师资”，准备围绕“治心”的内容，“摘其言行，可以为后世圭臬者，成为一书”，以作为黄埔军校的教材。但名将蔡锷先行一步，已编成《曾胡治兵语录》，并由梁启超做序，于1917年在上海发行。蒋介石对蔡锷所编的书表示满意，但觉得缺少了最重要的一部分，即曾国藩“苦心毅力”得以成功的内容，缺焉不详。在他看来，这等于没挖掘源头，于是“择曾胡治心之语之切要者，另列一目”，认为这样就“可为后世法”。
曾国藩注重精神修养、品格陶铸、意志磨炼，这对“拜金”、“拜物”者而言，不能不说是一剂精神补药。当然，曾国藩毕竟是属于那个时代的人物，他的双手染满农民起义者的鲜血，他用血腥维护的大清王朝是江河日下、日趋走向腐朽的家天下，王运说他“令万民涂炭，仍问心无愧”，是有道理的。
曾国藩“内圣”法修习得一身正气，耿耿峻骨，从未推诿责任或瞻前顾后，那股倔强之气无时不在胸中，令人慨叹。他自到翰林院后，直到死时，鞠躬尽瘁，严于克己，坚贞自守，不仅仅是那个时代所罕见的，即使与古代的贤臣相比，大概也不在其下。
咸丰元年（1851），曾国藩以其在籍侍郎的身份，练团训勇，他常说，越是处境艰难，就越需要有坚定的意志。待到转战江西之时，处境更加困窘，事态发展不尽如人意，一切行动大都叫人动容；一分钱一粒粮，不苦心经营，就不能获得；一将牟一兵勇，不苦心训诫，就不能参战。曾国藩正是在这种困苦不堪之中，树立起坚韧不拔的意志，终于训练出一支劲旅，歼灭了“流寇”，辅佐了皇上的中兴之业。虽说在困苦忧患的环境中，可以造就一个人的高尚德行与高超技能，不顾外界压力而坚持下去，可以增长人的才智和能耐，但当初艰难创业的时候，确实得有一股“内圣”的顽强挺劲。
他一生清淡节俭，常给人一种家世清贫的感觉。他为官所得的一切薪俸，都全数用于公事，不曾建造一栋房屋，添置一块土地。吃的是蔬菜，穿的是薄衣，甘于恬淡寡欲，连每次吃饭菜都不超过四种。他家男女婚嫁，花费不超过200两纹银，而且作为家规家训代代相传。他的内心修养，具有唐代宰相杨绾和宋代做过宰相的李流的遗风。
他为人处世平和朴实，不求标新立异。他平日严于遵循而又持之以恒的，一是“不说闲话”，二是“不迟起床”。即使是对外安抚异国的人们，对内接受降将，交往中一定开诚布公，言谈质朴；对于中外远近的人，他都以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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