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羽之死与荆州覆败有没有幕后黑手?
最新网址：m.kudushu.org
关羽之死与荆州覆败有没有幕后黑手? (第1/3页)在决定关羽与荆州的最终命运的过程里，我们找不到任何一种必然、而且带有直接性质的因素。但没有人需要负直接责任，并不代表没有人需要负责任。在追踪这场来去匆匆的荆州覆败的过程中，我们仍然不难发现一条权力重新分配的伏线，在时隐时现。
几种责任认定
建安二十四年冬，关羽水淹七军，生擒庞德之后，遭遇江东集团的偷袭，后方的公安、江陵等重镇瞬间落入敌手。腹背受敌之下，关羽军团迅速土崩瓦解。十二月，关羽及其子关平等于临沮被俘，随后遭到处决，传首于曹操。
从大胜到大败，从军锋直逼许都迫使枭雄曹操亦有迁都之意，到全线崩溃军败身亡丢失荆州，前后不过半年。如此短的时间之内产生如此巨大的反差，在战争史上虽非特例，但也实属罕见。探究关羽覆败之谜遂成后世史家莫大的兴趣所在，各种解释也就应运而生。总结起来，大致上有这么三种说法：
(1)关羽负责说。
这种说法认为：荆州覆败这件事情乃关羽本人自作孽，不可活。此人“性护前”，骄傲自大；又不善于处理内部关系，“善待士卒而骄于士大夫”。遂致荆州军团的领导班子内部矛盾丛生。同时还拒不执行诸葛亮《隆中对》中早已拍板了的联吴为盟的基本外交政策，对孙权主动联姻的提议作了粗暴的拒绝。性格决定命运，关羽实际上是死在了自己这种刚愎自用、目中无人的性格上面。
(2)诸葛亮负责说。
持此观点者认为：从水淹七军到军败身死，长达半年的时间里，成都方面未出一兵一卒支援荆州，这种现象太反常。而作为刘备身边的主要智囊，亲自提出了“跨有荆益”的集团发展蓝图的诸葛亮，面对着发生在荆州上空的风云变幻，竟然没有向刘备提供一字半句的判断和建议，这更加反常。
据此，持此观点者进一步认为：诸葛亮缄口不言的沉默态度实际上是不负责任，是在玩忽职守。而且是有意为之。原因很简单：诸葛亮胸怀大志，他希望人主不仅仅能够“贤”自己，还希望人主能够进一步地“尽”自己，让自己的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空间。“尽”的出仕标准决定了诸葛亮所谋求的既不是什么贴身秘书，也不是什么办公室主任，更不止于某一部门主管，而是拥有全部经营大权的总经理。这位以职业经理人为人生目标的卧龙先生进入刘备集团之后，很长时间里都只能屈居第三把交椅。关二成了他必须逾越却又难以逾越的一道障碍。刘备在世之时这道障碍已经如此顽固，刘备去世之后，其棱角势必更加锐利与突兀。所以，当荆州上空危机四伏的时候，诸葛亮一反常态地沉默了。而他的玩忽职守导致了刘备对荆州局势的恶性发展掉以轻心，缺乏一个清醒的认识，最终铸成恨事。
(3)刘备负责说。
这种观点将成都方面不发一兵一卒救援荆州的主要责任追究到刘备身上，而不是诸葛亮。认为救不救关羽只能是刘备自己的意思，诸葛亮还不足以左右这个大局。至于刘备的用意，则是想假手江东集团除掉关羽，以巩固自己的集权统治，更重要的是为自己的继承人刘禅扫清障碍，扫除未来潜在的权臣。
一个貌似合理的解释
在肯定“刘备负责说”这一观点之前，有两个难题亟需做出合理的解释：(1)该如何看待刘备和关羽之间所谓的“恩若兄弟”、“名为君臣，实犹父子”的亲密关系？(2)以放弃荆州这种方式除掉关羽，这种巨大的代价，刘备是否愿意？
当然，在预设立场之后，做出“合理”的解释其实并不难。
其一，刘备能够听从诸葛亮的建议，将“恐易世之后难以制御”的养子刘封处死，可见紧要关头儿女情长坚决地服从于政治利益是刘备的基本行事准则。刘封之于刘备是养父子关系，关羽之于刘备是义兄弟关系(“恩若兄弟”)，二者具备了相当强的可比性。刘备既然能够忍痛杀掉养子刘封，自然也就具备了借刀杀人除去关羽的可能性。
其二，对于刘属荆州的实际价值，需要重新做出评估。
自刘表死后，一直到关羽覆败，这段时间荆州始终处于三足鼎立的局面。早期是刘备、刘琦、刘琮三足鼎立。赤壁之战以后，变成曹操、刘备、孙权之间的三足鼎立——曹操据有荆州北部的整个南阳郡、南郡的一部分、江夏郡的一部分。孙刘双方战后就“分赃”问题先后有过两次大规模的协商与调整。建安二十年，孙刘双方达成了一个书面的协议，“遂分荆州长沙、江夏、桂阳以东属权，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属备”。“南郡、零陵、武陵以西”这部分地区实际上就是建安二十四年关羽所丢失掉的那部分荆州，就面积而言，仅占整个荆州面积的三分之一左右(荆襄七郡：南阳郡、江夏郡、南郡、长沙郡、桂阳郡、零陵郡、武陵郡。刘属荆州仅仅拥有半个南郡、一个武陵郡和一个零陵郡)。
除了面积的大小之外，还应该全面地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来立体考察刘属荆州的价值的大小。
荆州的政治中心历来都偏重于北方的襄阳、宛城，这些重镇都控制在曹操的手里。
据《后汉书.郡国志》记载：南阳郡人口为243万余，长沙郡人口为105万余，这些人口大郡都不归刘备所有(虽然这不是汉末动乱之后的数据，但仍不减其代表性)。
荆州的文化重心偏北，故而荆北乃荆州人才的渊薮，刘属荆州部分除了零陵郡的开化程度稍高一些外，武陵郡根本就是蛮荒之地。
故而，和曹、孙两家相比，刘属荆州在政治、文化、人才方面完全处于劣势。更要命的是，刘属荆州在经济上也极其落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吃饭问题是最大的问题。《读史方舆纪要》记载：“(长沙)后汉时亦为荆州大郡，吴蜀分荆州，长沙属吴，以是蜀之资粮恒虞不给”。位于洞庭湖平原之上的长沙郡物产富饶、人丁繁庶，乃千年鱼米之乡。建安二十年，孙刘两家重新“分赃”，将原属刘备集团的长沙郡划归江东，自此之后，荆州军团的后勤补给便不再能够自给自足，相反，需要仰仗成都方面的支援。
经济上的不独立，使关羽统率下的荆州军团实际上成了刘备的一大负担、一个包袱。从这个角度上来看，荆州已经成为他的一块不能承受之重，成为一块“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如果扔掉这块“鸡肋”能够同时一劳永逸地解决掉关羽这个巨大的潜在危险因素，也许，刘备是可以考虑考虑的。
所以，第三种解释，貌似也很合理。
提前预设立场的好处，在于可以很轻松地为自己的立场找到证据。但坏处也显而易见：容易蒙蔽真相。所以，探究历史真相的最佳方式，是抛弃一切先入为主的立场，重新回到最原始的史实本身。
第四种关系
众所周知，刘备和关羽，关系非同寻常。大致上，他们之间存在着这么几种形式的关系：
(1)君臣关系。千百年来，关羽都被视为忠臣义士的榜样，受到广泛宣传，封帝封圣。
(2)兄弟关系。这种关系最早由陈寿确立，他在《三国志.蜀书.关羽传》中如此描述：刘、关、张三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
(3)父子关系。曹操集团晚期的主要谋士刘晔曾如此表述：“且关羽与备，义为君臣。恩犹父子”。
陈寿以蜀之遗民的身份撰写《蜀书》，总结刘、关、张三人之间“恩若兄弟”，自然有很高的可信度。刘晔的判断也不容忽视。他既是关羽的同时代人，而且是曹操的心腹谋士，职业决定了刘晔必定是一个消息灵通的“知道分子”，对刘备、关羽这样的风云人物，他的关注度必然极高，所以他作出的判断的可信度也是相当高的。
陈寿与刘晔在在关、刘关系上产生这样的分歧，尤其值得重视。这表明，在三国年间，所有人都无法否认关、刘之间存在着亲密的关系，但似乎又很难对这种亲密关系做一个准确的定位。
其实，如果回到具体的史实中去，就不难发现关、刘二人之间还存在着第四种关系：合伙人关系。这一关系对解读日后关刘关系的演变是一条极为重要的线索，但却一直被忽略掉了。
早在刘备“于乡里合徒众”拉队伍的时候，关羽就作为一个合伙人的身份出场了：“羽、飞为之御侮”。刘备无官无爵无名无财，单凭一己之力创业，是极其艰难的。一个篱笆两个桩，刘备这块一穷二白的篱笆对桩的迫切需要，决定了篱笆和桩之间没有老板与员工之间的高下之分。他们哥仨是在合伙创业，都是股东，不存在谁给谁打工的问题。
史书记载关、张二人如此侍奉刘备：“而稠人广座，侍立终日”。这种情形发生在刘备作了平原相之后。这是否意味着关刘二人已经由合伙人转变成了上下级了呢？并没有。“侍立终日”的情形只发生在“稠人广座”之中，私下里仍然是哥仨同床共枕，“恩若兄弟”。至于这种“内外有别”，则可以如此理解：合伙创业也得在外部交涉、内部管理的时候有个领导，不能谁都去抛头露面，谁都是决策者。谁说了都算实际上意味着谁说了都不算。哥仨中间数刘备学历最高，也最年长，理所当然他是老大。平原相这份利润是哥仨一起努力奋斗赚回来的，但却只能有一个人去配印带绶，理所当然，官也是刘备去做。
这种平等的合伙关系一直贯穿于他们创业的始终。
建安四年年底，刘备背叛曹操，袭杀徐州刺史车胄后，“使羽守下邳城，行太守事”，“以羽领徐州”。刘备自己则返回小沛(豫州)。关羽领有徐州，刘备则身为豫州刺史，二人之间的平等关系显而易见。
建安十三年，刘备自樊城南撤，以避曹操锋芒，自己率步骑兵团由陆路南赴江陵，另派关羽率领水军顺汉水南下夏口。从这种分工当中，也能隐约窥见一种平等关系的存在。
定川之后，刘备拜关羽“董督荆州事”。“董督”者，全权管理之意。其时刘备集团仅有益州、荆州二州之地。刘备自己直接据有益州，而将老根据地荆州交与关羽打理，这种利益分配也不免带着一种平等、平衡的味道。
还有一些细节也很能说明问题。
建安十三年，刘备被曹操追得狼狈不堪，落荒而逃，“飘摇江渚”之际，关羽对刘备“怒曰”：“当日在许都的时候，你如果听了我的建议，在打猎的时候趁机杀掉曹操，我们哪里会沦落到今天这种地步！”面对关羽愤怒的牢骚与抱怨，刘备倒是充分展现出了他的好脾气，他辩解说：“我当时也是为国家可惜他这个人才。如果他走正道，未必就不是汉室的福分。”
一个“怒”字，尽传其神。关羽的愤怒和牢骚满腹不是臣属对于人主的态度，刘备的和颜悦色、没有脾气也没有上级对下级的感觉。
从关刘二人这种集君臣关系、兄弟关系、父子关系和合伙人关系于一体的关系出发，反观那些与关羽有关的轶事，也许会得到一些新的解读。
问马超
建安十九年，刘备围成都，马超来投，随后刘璋开城出降，益州平定。
马超的到来似乎让远在荆州的关羽颇为不爽，史书如此记载他的反映：“羽闻马超来降，旧非故人，羽书与诸葛亮，问超人才可谁比类。”
接到关羽的来信，诸葛亮也有很得体的表现。考虑到知道关羽为人“护前”，容不得别人强过自己，诸葛亮如此回答：“孟起(马超字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当与益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关羽)之绝伦逸群也。”[www.kanshu.cOm]
得到回信，关羽相当高兴，“省书大悦，以示宾客”。
此事充分展现出了关羽的性格，过于自负、骄傲、目中无人。也展示了诸葛亮为人圆滑，看人下菜碟的一面。但这件轶事的价值并不仅仅如此而已。
成都顺利投降，马超功不可没，所以刘备随即予以嘉奖：“以超为平西将军，督临沮，因为前都亭侯”。不久就发生了关羽“问马超”之事。这二者之间应该是有联系的。马超所督的“临沮”，在荆州南郡境内，属于关羽的辖区，日后关羽父子正是葬身于此。刘备既然已经拜关羽“董督”荆州之事，让他全权负责荆州事务，却又在这个时候将让马超去“督临沮”，刘备的意图是什么？关羽会不会高兴？自然是很引人深思的事情。
关羽给诸葛亮去信“问马超”的原文如何表述，已经不得而知，留存于世的，只有陈寿对此信内容所作的一个总结：“问超人才可谁比类”。这是不是关羽信件原文所想要表达的本意？对此也应持保留和谨慎的态度。
最大的可能性是：在“问超人才可谁比类”这种看似“护前”的询问背后，关羽遮遮掩掩、半掩琵琶、云山雾罩，另有深意。这深意就是对刘备安插马超“督临沮”的不满，是委婉的牢骚，是强烈的抗议，是隐讳的试探。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最新网址：m.kudushu.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