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焕诛毛文龙辨析（武汉大学关文发）
袁崇焕诛毛文龙辨析（武汉大学关文发） (第3/3页)
的时候提出来的，在当时，如果没有一种为公理而抗争的舍身精神，是不敢讲这样的话的。它不仅代表着当时真正的舆论，而且也是经受了历史的检验的。
四、关于党争
毛文龙既然罪在当诛，崇祯帝在事后亦有明旨颁示中外予以确认，那末，为什么事隔不久，在朝中竟为此而掀起轩然大波，袁崇焕更因此而惹来杀身之祸？看来，这确实是与明末复杂的党争有关，但决不是党争导致袁崇焕错杀毛文龙，恰恰相反，是袁崇焕因党争的牵扯而被冤杀。
有这样一种说法：当时的一些党人，把迫害毛文龙的希望寄托在袁崇焕身上，诛帅方案早已和钱龙锡等人私下定好，崇焕只不过是按既定方案行事。[71]我认为这种说法是难以成立的：第一，当时东林党与阉党的斗争虽很激烈，但奉命主定逆案的韩爌、钱龙锡等人，并不想籍机扩大其打击范围，“方忠贤败时，庄烈帝纳廷臣言，将定从逆案，大学士韩爌、李标、钱龙锡不欲广搜树怨，仅以四五十人上。帝少之，令再议。又以数十人上，帝不怿，令以赞导拥戴颂美谄附为目，且曰：内侍从恶者亦当入。爌等以不知内侍对。帝曰：岂皆不知，特畏任怨耳。阅日召入便殿，案有布囊，盛章疏甚夥，指之曰：此皆奸党颂疏，可案名悉入。爌等知帝意不可回，乃曰：臣等职在调旨，三尺法非所习。帝召吏部尚书王永光问之，永光以不习刑名对。乃诏刑部尚书乔允升、左都御史曹于汴同事，于是案名罗列，无脱遗者。崇祯二年三月上之，帝为诏书，颁示天下。”[72]可见，当时打击阉党，本出自崇祯帝的主动，而韩爌、钱龙锡等党人，在这个问题上反而显得有点保守和被动，如果他们果真要“迫害”毛文龙，那可说是易如反掌，而不必假手于不是党人的袁督师，即使是由于毛文龙手握重兵，远居海岛而想借助袁崇焕的力量以除之，也应先将毛文龙列入逆案，以便师出有名，但事实上毛文龙并不在逆案之列。第二，袁崇焕在出关赴任前，确曾与钱龙锡谈论过毛文龙的问题，但那是袁崇焕从复辽的角度主动提出来的。“大学士钱龙锡，以崇焕召对时有‘五年复辽’语，因造寓询方略。崇焕曰：”恢复当自东江始，文龙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则处之易耳。“[73]从钱、袁谈话的内容来看，既不是什么迫害，更与党争毫无关系。第三，毛文龙虽说是曾经攀附过魏忠贤，但从朝内党争的角度去衡量，他并不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当时在朝中的重要的阉党分子如周延儒、温体仁等，尚且没有受到冲击；东林党人更没有必要把远处海岛的毛文龙视作大敌，以至假手督师置之于死地而后快。第四，袁崇焕对毛文龙其人，虽然早就有些看法，但也并非在复出时就立定了必杀之心。这一点，除上述提到的”可用则用之“一语外，在《斩帅题本》中更是多次提及。如：”每章奏必及之，收其心冀其改也。“”为文龙者，束身归命于朝廷，一听臣之节制，其能为今是昨非，则有生无死。“当文龙抵宁远时，”臣体皇上生之之意，此时仍未有必杀之之心“；其后又”决意东响，深入其地，尚望所见不知所闻，开文龙以有生之路“；甚至在抵达双岛，获悉”文龙之恶，高积如山，向所传闻，不及什一“后，仍”令其亲信，往复开导“，只是在这一切挽救工作失效后，才不得不毅然斩之。那末，袁崇焕是否为了开脱而编造谎言呢？看来也不是，即使是极诋袁崇焕的《明季北略》，也引用了袁氏的话：”与汝谈三日，谁知狼子野心，一片欺诳。“[74]再者，按一般情理说，若是蓄意杀害毛文龙，当以在督师之驻地宁远下手最为稳当，不会愚蠢地跑到毛文龙势力范围内的双岛动手。然而事实是毛文龙死于双岛，而非死于宁远，这正说明袁崇焕之诛毛文龙并非预谋，而是情势急迫，不得不作断然处置。
对于督师斩帅，崇祯帝在事后曾有明旨覆示。“此则决策弭变，机事猝图，原无中制，……仍着安心任事。”[75]可见此事本已了结，其后之所以骤起变幻，原因固然是复杂的，其中有皇太极行反间所造成的巨大阴影；亦有崇祯帝的猜忌多疑，但这些只不过是阉党余孽可以利用的有利时机和条件，问题的实质是阉党藉机翻案。因为“逆案之定，半为龙锡主持，奸党衔之切骨，”[76]而袁崇焕在《斩帅题本》中适有“辅臣钱龙锡为此一事低回，过臣寓私商”一语。这样，阉党便死死抓住这一条不放，把所谓通敌、斩帅、胁款等等罪名串在一起，以便从袁崇焕开刀，达到攻倒钱龙锡，推翻逆案的目的。正如《国榷》所载：“初，逆珰一案，诸奸憾龙锡，欲借袁崇焕亦起一逆案以相报，因龙锡以罗及诸臣。周延儒、温体仁实主之。”[77]《明史。韩爌传》亦载：“时逆党虽定，（王）永光及袁弘勋、（高）捷、（史）（）辈，日为翻案计。……初，袁崇焕入朝，尝与钱龙锡语边事，龙锡，东林党魁也。永光等谋因崇焕兴大狱，可尽倾东林，倡言大清兵之入，由崇焕杀毛文龙所致。捷遂首攻龙锡，逐之。”又“以爌崇焕座主也，”“宜与龙锡并斥，”迫使“爌三疏引疾”告退。再看看当时阉党余孽所上的奏疏，情况就更加清楚，“御史高捷劾大学士钱龙锡曰：袁崇焕罪案已明，臣不必言，独发纵指示之钱龙锡，不胜伤心之痛。……崇焕之杀毛文龙也，龙锡密语手书不一，崇焕疏有龙锡低回私商之语，可覆按也。……崇焕效提刀之力，龙锡发推刃之谋，宜今日龙锡皱眉疾首，不得不作同舟之救也。”[78]但他们第一疏未能奏效，“捷再疏攻，帝意颇动，龙锡再辩，引疾，遂放归。”“至（崇祯）三年八月，复疏上，言龙锡主张崇焕斩帅致兵，倡为款议，以信五年成功之说，卖国欺君，其罪莫道。”[79]结果，钱龙锡被逮了狱，甚至曾一度论死。可见，阉党余孽所炮制的“擅杀大帅”论，其矛头不仅指向袁崇焕，同时也指向钱龙锡等人。“时群小丽名逆案者聚谋，指崇焕为逆首，龙锡等为逆党，更立一逆案相抵，谋既定，欲自兵部发之，尚书梁廷栋惮帝英明（其实是梁廷栋听了余大成的警告，怕事有反覆），不敢任而止。”[80]在这里还应该指出，高捷、史之流，只不过是前台走卒，整个事件的真正策划者，实为温体仁。刘宗周在其后有疏说：袁案之后，“小人竞起而修门户之怨，举朝士之异己者，概坐焕党，次第置之重典。自此小人进，君子退。……臣不能为首揆温体仁解矣。[81]温体仁在给其弟幼真家书三则中也透露了个中秘密，”崇焕之擒，吾密疏实启其端“：”（后金）入犯，皆由袁崇焕以五年灭（虏）欺皇上，而阴与华亭奸辅（指钱龙锡）、临邑罪枢谋款议，遂引之长驱，以胁城下之盟。及敌逼潞河，华亭犹为大言，视逆督如长城，奸党交口和之，吾不得不密疏特纠，以破群欺。及逆督既擒，奸辅落胆，复挑祖大寿引兵东行，以为怙逆之地，吾不得不再疏以坚圣听。“[82]其后，崇焕部将祖大寿、何可纲等奋力作战，击退后金，收复四城，捷闻，帝以”所复地方皆辽兵之力，复欲用焕于辽，又有守辽非蛮子不可之语，“[83]从而使袁案一度出现转机，但”体仁前后五疏，力请杀焕，“[84]遂使转机化为泡影，袁崇焕也终于含冤被杀于市。可见袁案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温体仁的密疏都起着主导的作用。
五、关于斩帅后的战局
过去，有些论者之否定斩帅，还有两条理由：一是使后金解除了后顾之忧，得以入围北京；二是造成皮岛无主，内部互相攻杀，导致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先后投降后金，从而使整个东北战局改观。对于这些看法，我认为也是值得商讨的。
对于所谓“解除后顾之忧”的问题，程本直在《漩声纪》中专门有一段评论说：“客曰：姑舍是。敌之欲走蓟门者非一日而不敢者，毛文龙牵制之也。文龙杀而牵制废，而敌乃得逞焉于蓟也。何曰非崇焕罪也？曰时之遇也，数合也，而谓毛文龙之故也，非也。敌固曾攻宁远于丙寅也；敌固曾围锦州于丁卯也，藉非崇焕死战死守，敌不逮己巳而始纵横于神京之下也。而文龙当日固居然岛上帅也，未闻其提一旅、渡一骑以牵制之使之不来也，乌在今日必其能牵制之而使不来也？！”程氏这一连串的质问，是针锋相对的，也是切中要害的。那末，皇太极为何恰在毛文龙被杀不久即入围北京？考其原因，我认为这主要是当时和议破裂造成的。汉臣高鸿中在事前曾向皇太极建议：“若此时他来讲和，查其真伪如何，若果真心讲和，我以诚心许之。……（若）是要人要地，此和不必说。他既无讲和意，我无别策，直抵京城，相其情况，或攻或围，再作方略。”[85]正在这个时候，袁崇焕在议款中坚持以“归叛人，还侵地”为条件，而皇太极则认为“辽东土地天授，不可还。”[86]并谕贝勒大臣说：“我屡欲和而彼不从，岂可坐待”，“我故兴兵由捷径而入，破釜沉舟，断不返旆。”[87]据此足证已巳之师，是按高鸿中的建议进行的；而高氏奏本，主要是针对和议之进展情况，根本就没有考虑毛文龙的所谓牵制。至于说到皇太极的“后顾之忧”，这倒是有的，但后金所害怕的并不是毛文龙，而是袁崇焕。当后金师次青城，“大贝勒代善、三贝勒莽尔古泰晚诣御幄，……谓此行深入敌境，若粮匮马疲，何以为归计？！纵得入边，若明人会各路兵来围，为之奈何？！倘从后堵截，致无归路，何由返国？！”[88]并曾密议班师。这都说明后金是有后顾之忧的，而他们所忧的，舍袁督师外，还能是谁呢？！
至于其后东北战局的改观，更不能归咎于袁崇焕的斩帅。事实上，袁崇焕在斩帅时即当众宣布：“臣今诛文龙以肃军，诸将中有若文龙者悉诛。臣不能成功，皇上亦以诛文龙者诛臣。”[89]这表明他对于整治东江是下了很大的决心的，并且切切实实地作了一系列的部署：“分其卒二万八千为四协，以文龙子承祚（禄）、副将陈继盛、参将徐敷奏、游击刘兴祚主之。收文龙敕印尚方剑，令继盛代掌，犒军士，檄抚诸岛，尽除文龙虐政。”[90]不久又上言：“东江一镇，牵制所必资，今定两协，马军十营，步军五。”[91]最后又把东江、宁锦、登莱、天津的防务联为一体，总兵力达到十五万三千有奇。[91]只是在数月后的已己之变中，崇焕被逮下狱，并被磔死，才使整治东江的一切努力化为泡影。因而造成皮岛无主的真正原因，不在于袁崇焕的斩帅，而在于袁崇焕的被冤杀，这是很清楚的。其后东江内部的互相攻杀及诸将的先后叛降，自然有其具体原因，而且是与当时急剧变化的形势有关，在这里不想作过多的论述，但有一点必须指出，如果这些攻杀与叛降是发生在袁督师任内，他当然要负责；但这一切却是发生在袁崇焕被杀之后，一切条件和情况都改变了，若仍归罪于袁崇焕，这能说是公平的吗？！对于这个问题，孟森先生有一段评论说：“崇焕斩文龙，编制其兵，核实其饷，东江正有所为，乃身既被戮，毛兵亦无所依赖，自相屠杀，相率降清。论者又以此为崇焕之罪，不以为杀崇焕者之罪，至今尚纠纷不已。”[92]这一意见，我认为是很值得考虑的，看来，现在该是我们正视“杀崇焕者之罪”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