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记我的三位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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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记我的三位老师 (第1/3页)一、图书老师
2016年12月，我开车送父母参加他们的“初中毕业40周年同学会”。农家乐大厅里，聚满了年过花甲的老人，他们从天南海北赶来，青春年少共追忆，刹那弹指已白头。
席上，一位特殊的客人一路被搀扶着进到厅堂，坐到厅堂最前方。她已耄耋之年，穿一件崭新的黑羽绒服，或许是激动，两唇不断颤抖。
“这是本届同学会筹备组组长请来的贵宾，大家还记得她吗？”，妈妈客串主持人，站到老人身后。
“许老师！图书室的许老师！”一位身材微胖的男同学从人群里窜出来，一个健步走上前，厅堂里顿时安静了很多。
耄耋老人一个劲地点头，浑浊的眼球里多了点光亮，“谢谢，谢谢同学们！”她颤声说到。
40多年前，许老师是四川某县城普通中学的图书室管理员，却是同学记忆最深刻的恩师。时常看到她坐在光线昏暗的借书台旁，专心致志地缝制棉鞋。在场的男同学（除去已故的）至少有三分之一穿过他亲手缝制的棉鞋，孩子们都亲切地叫她“许妈”。
在场同学轮流上前和许老师握手、拥抱，老人不断点头，啜泣，时而还抚摸一下同学鬓发斑白的头，场内无不为之动容。
作为老师，她没站过一天讲台，却在暮年之际留下了最宝贵的、或许也是最后一张师生留影。
说来惭愧，我也有过一位至今连名字都忆不起的“图书老师”。2006年，在南京读完研究生，我就职成都某高校。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震裂几十万人的家园，我住的电梯公寓的墙壁也大块大块脱落墙体。座机忙音，手机信号不通，当天下午，我和邻居一直坐在小区门口，从2点到6点，只有少数胆大者从楼梯爬上公寓，有的取来食品，有的拿下收音机。当天晚上，手机有了几格信号，我疯狂地打电话给住在邻县的父母，得知他们平安无事后，才陆续打电话给好友。这时，一个南京的号码显示出来，接通，是个陌生的声音：
“你是兰兰同学？”
“是的，您是？”
“我是南京**大学图书馆的老师，你们四川遭遇地震了，你还好吧！”
图书馆的老师？是谁呢？我依稀记得一张和善的面孔，50多岁，短头发，身材矮小，喜欢和同学聊天。办毕业手续时，她向我要过号码和毕业单位地址。
接下来，一阵嘘寒问暖，得知我平安无事，她说：“我就是想给你寄200元钱和一顶帐篷，你们那里帐篷肯定稀缺，我在南京还是好买的。”
“老师，我忘了您姓什么？”我不好意思地问到。
“没关系，谢谢你让我帮助你”，对方轻快地说到。
很快，我收到了帐篷。接下来几天，大学同学纷纷给我打电话，好多都提起那位图书老师，说她在找我。我才知道，她为了搜寻我在成都的新号码，辗转打了很多轮电话。
2013年，我参加“本科毕业十周年返校同学会”，专程到了图书馆，向值班老师描述了很久。他们说，这里的图书管理老师除去两位80后，都是50多岁的女性，身材矮小，短头发，不知道我说的是哪位，再说，5年过去了，恐怕她也退休了。
这一声对“老师”的谢谢，终究没能当面说出来。
成都受灾不严重，那顶帐篷，我一次也没用过，至今珍藏。
二、送礼
我生平第一次“送礼”，竟然是送给我的小学班主任杨老师。
杨老师40多岁，中等身材，戴个黑框眼镜，圆脸，头发卷卷的，颇像今天动画片里的美羊羊。她牙齿有些稀疏，经常自嘲说话不关风，普通话标准不起来。有的男生在背后给她取绰号“西班牙”（稀板牙），也被她偶尔听到过，她呵呵一笑，“地理学得不错！我是葡萄牙，看，我的牙很圆哦！”她张嘴，指指自己的牙，几个男生笑得在地上打滚，她就跑上前按住一个佯装要打屁股、挠痒痒，吓得小男生一边笑一边拱手求饶。
我四年级转学到杨老师班上，父母一给我办好转学手续，她就拽住我的胳膊把我往教室方向拖，“你在原来学校是前三名，到我们这里只能排到20多名啦，要加把劲哦！”她力气很大，说话的时候也不笑，我心里非常害怕。到了教室门口，她让我站在讲台上，向全班小朋友隆重地介绍我，还说我获过市上的奖，在原来学校排名班上前三，等等。望着下面一片好奇又崇拜的目光，瞅瞅杨老师，她向我挤挤眼睛，仿佛事先约定好似的，我不那么怕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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