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十章 我曾是你身旁美丽蝴蝶
正文 第十章 我曾是你身旁美丽蝴蝶 (第3/3页)
泥。” 春去夏至，老郁踉踉跄跄跄地毕了业，被安排到国家专利局工作。而岳雅大姐则继续领跑她的精英人生，1983年考入日本京都大学研究生院，攻读“比较心理学”的硕士学位，她是我国现代比较心理学的先行者。她的教育理念鲜明、中肯：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应倡导部分中学实行“男女分校”制，让孩子有充分的权利选择成长阶段多样化的教育方式。
我则从学院毕业后回到企业，与大姐和西蒙保持着时断时续的联系。1986年岁末，我在北京短期培训期间，前往大姐在中央教育研究所的宿舍作客。刚进家门，眼前是一个零乱不堪的房间——衣物、玩具摆的、堆的到处都是┄┄。完全应该理解，大姐一个人照顾着“老小”两个小孩，此时他们的儿子郁飞刚满九岁了。
岳雅大姐向我发牢骚：“单位重点培养35岁及以下的年轻知识分子，自己研究生刚毕业就被划到中老年知识分子堆里了！”她倔犟的性格难以接受这种“一刀切”的按年龄的归类方法，这或许也是她后来选择出国留学的原因之一吧。
临别时我说了一句表示同情、但不是很恰当的话，我说:“大姐，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呀？”她听后显得很不高兴。我走的时候她没送我，只让老郁和郁飞爷俩儿送我到附近的公交车站，我和老郁、郁飞依依惜别。
1990年，我收到老郁从美国用歪歪扭扭的字体写来的一封信——我这才知道，大姐在1988年40岁时，被美国著名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录取，前往美国攻读教育心理学博士学位。一年半后，大姐又把她今生呵护的“两个孩子”全都办到了美国。我由衷地敬重她，祝福她们全家在旧金山湾区的团聚，正可谓：“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四
20年了，我与岳雅、郁西蒙夫妇再未谋面，给他们去信没有回复。偶尔，我会在《光明日报》上看到大姐撰写的外国教育心理学研究综述的文章，也从《世界知识》杂志上阅读过她介绍美国风土人情的游记。不久后，我调回北京工作，闲暇时常会想念他们，回忆与他们在一起的点点滴滴。
80年代的北京，有一胡同幽默段子——说的是一个外地年轻人问路，见到一位中年女子，憋了半天不知该如何称呼对方，最后鼓足勇气问道:“大妈，成府路东口咋走？”只见中年女子杏眼瞪得溜圆:“谁是大妈？我还沒结婚呢，叫我阿姨！”然后她才会热心地给你指路┅┅。
你猜对了，她就是女知青。咱身边就有这么一位学院姐姐，她叫楚玫，从小一个院长大的，说话没戒心。有一次，我问玫姐：“当初为什么没结婚？”她说:“插队时不敢谈，怕上不了学、回不了城；上了学后发现，班上就没有和咱一个年龄段的男生，都比咱年纪小；工作后到单位一瞧，又没和咱学历匹配的适龄男人，所以给耽误了。”她告诉我:“单位给她分了一套房，自己前些年贷款又买了两套一居室的小房子，今后准备自己给自己养老送终┅┅。”听完她这番话，我心里堵得慌。几年后遇到楚玫姐，她悄悄告诉我——她结婚了！一脸的幸福，现在住在男方的房子里，她把婚前财产三套房全出租了，租金是这个数——她用手比划着。我打心眼里为她高兴！早就听人说过，男人和女人最大的区别是“男人不懂装懂，女人懂装不懂。”看来，这话还真有点儿道理。
有一次遇见楚玫姐，突然想起来她也是北师大附中毕业的，忙问她认识岳雅吗？楚玫说认识，不是一班的，但她会帮我找到她。楚玫很快通过师大附中网站找到岳雅的联系方式，我终于和岳大姐在网上联系上了，我们惊喜之余，大姐无不遗憾地告诉我，15年前她和西蒙就已分手了┄┄。
2008年奥运期间，大姐携美国夫君到京，我们两家人重逢。大姐的儿子郁飞英气逼人，标准的帅小伙，回国创办了一家中美合资公司；结识了大姐的美国丈夫Arvin，岳雅大姐博士毕业后进入美国南方一个州的教育局，在那认识了Arvin，并走到一起，她还担任当地一所中文学校的校长。然而老郁的缺席，令人感伤万分┄┄。之后，与大姐多有联系，她每次回国，我们见面时都会进行一场中美文化的交流和碰撞。她依然谈吐睿智、举止得体，葆有东方女性之美；但每次提到西蒙，她的愧疚之情溢于言表。
2013年秋季的一天，郁飞来电话，他父亲回京，想一块聚聚。我们老哥俩终于见面了——老郁拄着拐杖，老迈虚弱，步履艰难。他这些年一直在旧金山湾区做环卫工人，已退休。我问他平常怎么解决吃饭问题？他用柔和地目光看着前方，缓慢地说:“中午去老年餐厅，吃完午饭后带走一份晚餐，晚餐剩下的，早上用微波炉热热吃。
老郁临行前，郁飞劝我不用送他父亲了，我坚持去了机场。老郁坐在一辆轮椅上，郁飞帮他把所有的证件和钱物挂在胸前的一个小包里，压低声音对父亲千嘱咐、万叮咛┄┄。
当空乘姑娘用轮椅推着西蒙离去的那一刻——我的耳边，突然缓缓地响起一曲萨克斯吹奏的《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