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五章 时势与文风
第四十五章 时势与文风 (第2/3页)
荣享天子专车觐见，而贫寒主父偃凭上书，了却鼎食生死心愿；宫廷内外，公孙弘依赖《举贤良对策》高升，倪宽凭借草拟奏文脱颖；草莽中间，砍柴为生的朱买臣做了会稽太守，洗涤酒器的司马相如成了中郎将领。再者，像司马迁、吾丘寿王、严助、终军、枚皋等人，虽然在对策奏章上，完全不拘一格，但名篇佳作，已然应接不暇。他们接二连三名声鹊起，共同营造了这一时期多姿多彩的文艺风范，并竖立起来一座令后世难以企及的艺术巅峰。随后昭帝、宣帝两代，传承了武帝恢弘的事业，并在“石渠阁”聚集经学名家和辞赋高手一起论道辩经，而此时的经学家已经开始批评辞赋家过度雕饰玄虚的弊病，所以像擅长辞赋如王褒等人，只是享受俸禄而没有事务，唯有养尊处优而已。汉元帝和成帝两朝，皇帝自身崇儒好经，各路人才虽然良莠不齐，但都能跻身仕途；期间，给事黄门郎杨雄构思创作了千首歌赋，而光禄大夫刘向校刊了“六艺”，他们都创造了功在当代而利在千秋的业绩啊。自高祖刘邦建立汉朝一直延续到成帝、哀帝期间，刚好经过了一百年左右，这一时期作家风格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一直变化多端。但是，综括他们的共同特征，依然影影绰绰着《楚辞》的风姿，所以整个西汉时期，屈原的影响始终存在着。
跨过哀帝、平帝之后西汉衰败阶段不谈，单言东汉光武帝刘秀，只是迷信谶纬之学中的图符变数，并非真正用心扶持文艺的中兴繁荣。尽管事实如此，但在这一时期，狱中杜笃由于创作《吴汉诔》赐帛免刑，文书班彪因为草拟奏章特诏升为县令。由此可见，光武帝虽然没有公开招贤纳士，但是对于文人雅士还是有所赏识和特别垂青吧。随后明帝、章帝两朝，皇帝积极尊崇儒学，他们一方面在辟雍学堂里传习古典礼仪，另一方面在白虎观研究经纬数术，所以班固能够专心撰述《汉书》，贾逵可以用力创作《神雀颂》，甚至宗室中东平王刘苍也热衷书写歌赋扬名，而沛王刘辅的著作《五经论》得到广泛流传。在如此天子作则和藩王呼应的垂范之下，跻身文坛的文人雅士愈加踌躇满志而容光焕发了。自和帝、安帝再到顺帝、桓帝，虽然跨越半个世纪，但不足百年期间，却集中涌现出来一大批像班固、傅毅、崔骃、崔瑗、崔寔、王延寿、马融、张衡、蔡邕等精通经书典籍的鸿儒博士，因为他们各自都有代表性作品传世，这里就不再赘述了。然而，若将进入东汉以来的整个学术风气与西汉时代相比，后者与前者的最大区别，就是儒家学派完全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一方面是在宫廷讲座中刻意宣扬的结果，另外就是社会实践中像选官制度的崇儒影响。到了汉灵帝时代，喜好文学的灵帝刘宏，自己写出了《皇羲篇》等书，并诏令天下文士聚集“鸿都门”竞技才学，但负责此事的乐松（汉灵帝宠臣历任鸿都文学、侍中、奉车都尉）等人，选拔的却都是适合他们口味的浅薄之人，所以当时太尉杨赐（东汉名臣其祖父杨震父亲杨秉均官至太尉）称这些人如同唐尧时坏人“驩兜”一样，而蔡邕则将他们比作皇帝身边的弄臣。因此，当时这些所谓“人才”的作品，从根本上就没有艺术价值。
东汉进入汉献帝时代，皇帝自身朝不保夕，整个社会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而文学风气也随之起伏不定。直到献帝的建安末年，天下局势趋于相对平衡和暂时安定。当此之际，位居汉丞相的魏王曹操，本身酷爱唱诗歌赋；曹操一个儿子，即随后的魏文帝曹丕，敏于思辨而文采飞扬；曹操另一个儿子陈思王曹植，更是才华横溢，不但出口成章，且佳作琳琅满目。他们父子三人，纵横创业之中，不仅英俊豪气，而且艺术才华更是光彩夺目，所以在他们父子身边招徕了一大批当时的雅士名流。譬如王粲来自汉南荆州，陈琳降自河北袁绍，徐干于青州入仕，刘桢自东平随行；还有应玚擅长发挥丰富想象，更有阮瑀喜欢展示奇才技能；除此之外，像路粹、繁钦、邯鄣淳、杨修等人，时常环绕左右，大家欢聚一堂，或侍宴赋诗，或流觞饮酒，相互沉吟当做欢歌，彼此挥毫助兴谈笑。综合这一时期的作品，风度儒雅而又慷慨激昂，应属于最为突出的特色。究其根本原因，主要是社会长期动荡不安，遍地民不聊生，四处内心多怨，而作家的品格往往虑深情长，他们于挥毫之间，难免壮志喷发而气吞山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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