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十一章 铭与箴的意义
正文 第十一章 铭与箴的意义 (第2/3页)
游于此”；同样是这本书还记载，秦昭王也曾经指派专人，到华山上凿刻了一个大棋盘，并刻文“昭王常与天神博于此”。像这种好大喜功的铭文，如此自吹自擂，内容不仅是荒诞不经，若是探究其形式和目的，真的可悲亦复可怜啊。
追根溯源，通过列举上面诸多刻文的“起因、内容、形式、目的”之后，关于铭文体例的大致风貌，也就立竿见影了。
秦朝统一中国后，秦始皇足履华夏山岳，喜好四处刻石树碑。举国上下，在其独断专权之下，尽管极端残酷暴虐，但是歌功颂德的铭文，依然流光溢彩。像《泰山铭》《峄山铭》《琅琊台铭》等，单纯读铭文，无不展示皇恩浩荡而威风八方啊。进入两汉时期，班固的《燕然山勒石铭》和张昶（生年不详-公元206年字文舒敦煌渊泉人东汉书法家）的《西岳华山堂阙碑铭》，其刻石同样旨在颂功，但序文都明显太长。在这一时期，单论铭文造诣，蔡邕不但首屈一指，而且堪称独冠古今。例如：他颂扬桥玄战功的《黄钺铭》，完全效仿《尚书》体例，而为朱穆写的《鼎铭》，明显变成了散文体的碑文，这是蔡邕更擅长书写碑文的缘故。至于冯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王莽时不肯出仕）的《刀阳铭》《刀阴铭》《杖铭》《车铭》等，虽然遵循的是《大戴礼记·武王践阼》法度，但器物与铭文不符，且详略不当。崔骃（公元?-92年字亭伯东汉涿郡安平人）的《樽铭》《刀剑铭》《扇铭》等，弊在太多赞许美誉，而少有劝诫警醒。像李尤（约公元55-135年字伯仁东汉广汉雒人）的《河铭》《洛铭》等诸多铭文，其内容单薄而文辞琐碎，不但《蓍龟铭》与《围棋铭》混同，并且把《权衡铭》放在《臼杵铭》之后，如此器物名实不分，铭文又怎能清晰深刻呢？再者，像曹丕的《剑铭》，其刀剑九宝，取名不寒而栗，而铭文平淡庸常。除上之外，唯有张载的《剑阁铭》，文采俊秀，恰似快马疾驰，属于后来者居上。所以，晋武帝（司马炎公元236-290年字安世河内温县人晋朝开国皇帝）诏令把《剑阁铭》刻在岷山、汉水之间，可谓相得益彰啊。
何谓箴？箴者，针也，取义如同古代防治疾患的石针。“箴”作为一种文体，在夏商周三代，已经兴盛起来。然而，夏、商时期遗存的箴言文句，像《夏箴》《商箴》已经残缺不全。在姬周之初，文王的太史辛甲（生卒年不详商末周初史官）收集百官谏言，曾经辑本《百官箴》。虽仅有《虞人之箴》一篇存世，但文体格式和针砭意义已经十分完备。到了春秋时节，“箴”这种文体使用不多，但也没有完全断绝。据《左传·襄公四年》记载，魏绛（公元前?-522年姬姓魏氏名绛谥号庄史称魏庄子春秋晋国卿）曾引用《虞人之箴》中后羿故事，劝诫晋悼公勤政；另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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