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二十四章 议与对的事宜
正文 第二十四章 议与对的事宜 (第2/3页)
（字伯达东汉章帝时为尚书在和帝时拜司徒）的《驳轻侮法议》《复上书议轻侮法》与郭躬（字仲孙东汉章帝时为廷尉）的《议秦彭擅诛》，以及三国时期程晓（字季明三国魏人官至汝南太守）的《请罢校事官疏》和司马芝（字子华三国魏人官至大司农）的《议货钱》，还有晋代何曾（字颖考魏末为司徒晋初拜太尉）的“蠲出女之科”和秦秀（字玄良晋武帝时为博士）的《贾充谥议》等，他们这一些作品，都是据实陈情，而且意见中肯，均属于符合奏议主旨的部分杰作吧。
当下回头观察汉晋之间，若总结“驳议”的社会成就，整个两汉时期首屈一指的应是东汉的应劭（公元约153-196年字仲瑗汝南郡南顿县人东汉学者），而在晋代责无旁贷的则是傅咸（公元239-294年字长虞北地泥阳人西晋文学家曾任太子洗马尚书右丞御史中丞等职封清泉侯）。之所以这样说，因为应劭的能力才干，堪称博古通今，看他存世的三十多篇驳议文章，足可使人见识何为涉猎广泛，而他的作品不但融会贯通，并且条理清晰。再看傅咸，不但政治远见卓识，而且能够直言敢谏，尤其刚正不阿颇具威名，其弊端在于文辞略显奢华。至于陆机（公元261-303年字士衡吴郡吴县人）的《晋书限断议》，其中针对重要历史人物的断代见解，足见其人物的睿智和新颖，但行文有过多阿谀之词，不免损害文章风骨。他们每一个人的奏议确实各具特色，均在某一方面具备了比较突出的个性风格。
谈及驳议的内容、焦点及其起因，与其说是治国安邦的大政方针或对策战略，毋宁讲就是一种行动规划罢了。所谓“行动规划”，就是于采取某种必要行动之前，首先进行广泛听取不同意见，并要求凡提出任何谋略方术者，不但要求说明理由，还要排查质疑问题，最终目的就是一旦获得采纳，不单能够即刻实施，尚且能够保证卓有成效的长治久安。因此，驳议制度作为保障王朝宫廷生死存亡的重大决策和大政方针，其不单单苛求谨严务实，更需要在实施之中张弛有度。所以说，正是基于这样一种主客观必须全面考虑的宫廷议对或群聊驳议，其中凡能够成为各色人等基本认同的理论依据，首推一举的必定是经书典籍。因此之上，凡驳议文章中的例举稽查，也就是将以往的历史性经典故事，变通成为今天的经验教训，进而也就要求在举例说理时候，贵在抓大放小、有的放矢……这就譬如伐木，目标直奔树木主干，不必费神细枝末节。那么落实到文辞造句方面，务必简洁明白，忌讳花里胡哨。若再进一步具体解说，凡议论祭祀，首先要熟悉礼仪存在的形式及其理由；凡论说军事，务必先要知道如何练兵；凡分析农业，起码应该熟悉稼穑农耕；凡断狱诉讼，更需要真正精通法规章程。唯有如此，无论面对何种方式方法的驳议，或言辞或笔墨，才能标本清晰，才能突出重点，才能文辞简约，才能保证义理周正，才能应对自如。在这里还需要提醒的是，像驳议制度下的奏议，其中真正展示智慧才华的地方，应在于尽可能用简单、明确、快捷的语言来表达个人的思路和提议，而不是通过华丽辞藻或繁文缛节来卖弄自我的博学多识和才华横溢。所以说，必须推崇以核心思想显著明确为其美妙，坚决摒弃以语句辞藻深邃隐晦为之奇妙……这才是“议”作为一种文章体例、体裁或书写格式的刚要所在啊。否则的话，如果长篇大论都是支离破碎、穿凿附会、思维奔逸的舞文弄墨，那么这里面事实越多就会越模糊不清，即便这里面拥有真正非常深刻的道理论证，也必定会埋没在繁文丽句之中啊。例如：《韩非子·外储说左上》里面就有两则故事，格外发人深省。其中一个，讲述的是秦穆公将女儿嫁给晋公子，由于嫁妆太过丰盛，仅是随嫁的婢女就有七十多人，以至于晋公子贪恋婢女而冷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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