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三十一章 文采与情志的干系
正文 第三十一章 文采与情志的干系 (第2/3页)
须苛求文采飞扬。而这种教诲的另一面，则是强调在日常生活言语中，君子还是应该斟词酌句，更需要有一定的文学修养。老子一贯谴责华而不实的言辞，甚至断言“美而不信”。然而五千言《道德经》，却是何等华丽精致，完全不粗陋啊。在《庄子•外篇•天道》中，特别指出，若用言辞“辩雕万物”，既不用乖巧取悦别人，更不能沾沾自喜。但是，这其中所要强调的还是辞藻修饰的积极功效。另外，在《韩非子•外储说左上》里面，尽管也谴责“艳采辩说”不如务真求实，却又从侧面提示“巧言令色”很能蛊惑人心。因此，如果论证艳词丽句在文章中利弊得失的价值意义，像庄周和韩非不但有鲜活的例举说明，并且剖析的足以叹为观止了吧。所以说，研读《孝经》《道德经》，即可懂得，文章质地的好坏，取决于性情志趣的高低；而读习《庄子》《韩非子》，随即明白，辨别道德的是非对错，并不排斥据理力争和文采飞扬啊。事实上，毋庸置疑，无论探寻泾水还是渭水的源头，亦不管驰骋在正路还是邪道，原本都可以驾驶同样神采奕奕的宝车骏马，这犹如胭脂粉黛用于乔装打扮，亦如眉目传情增加妖冶妩媚一样，归根结底，辞藻无论多么华丽绚烂，终归只是用于言语文章的修饰装扮，而辞章义理若能够真正达到感人至深的程度，仰仗的还是作者的性情气度和壮志胸怀。若用织布来做比喻，情志就是文章的经线，而辞藻则是文理的纬线。只有经线中正，才有纬线的相辅相成；唯有情理确立，才有辞藻的蓬荜生辉。这就是文艺创作，或著书立说，所谓“和谐达功”的根本道理所在啊。
以往文坛之上，最初诗人书写文章或创作篇籍，必定是直抒情怀，为的是展示志气。然而，到了辞赋家的时代，却为了艺术创作而虚构感情了。为什么这样讲呢？翻看《诗经》中“风”“雅”作品的兴致所起，离不开志气昂扬和义愤填膺，所以其中的吟咏美刺，敢于囊括天地人间一切是非得失，并不特别避讳权势礼制的尊卑高低……这样一种姿态，才是依傍情志而自由创作的典范。至于后起的辞赋家，竟然在没有激情忧愤的情况下，俨然习惯了矫揉造作，热衷于虚张声势，不过是为了沽名钓誉而已。像这样一种格调，就是“因文造情”的榜样啊。不言而喻，因情著文，贵在真情实在，关键又要适度放纵；然而，因文造情，必定虚荣繁华，并注定华而不实。近代诗人的弊病，不仅是远离风雅，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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