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三十八章 “事类”应用的得失
正文 第三十八章 “事类”应用的得失 (第2/3页)
显著不同，这是各自特质本性所决定者。同样，凡书写文章的能力，虽然可以通过后天学习获得，但具体到不同写作者，他们各自所能达到的文学程度的高低，还是要仰仗各自的天资秉性，而不以雷同。通常情况下，作家的“才气”发自“内心营造”，而“学识”源自“外在努力”。有的人一生饱学博识，却始终才气平庸，而有的自幼天资聪颖，但是即便到死，依然学识贫乏。单言文学创作领域，凡学识贫乏者，在情思义理的探微发幽之中，必定举步维艰；凡才气平庸者，于遣词造句的博采众长之际，必然捉襟见肘。这就是艺术创作中所谓“内才外学”的区别和差异。一切文学艺术作品的产生，都是心营臆造和舞文弄墨的人为展示，在这一“生产”的整个过程中间，作者的“才气”则是“主宰”，而“学识”只是“附庸”，也就是起着辅助作用。所以说“才气和学识”，只要符合中正典雅，并能够顺应时代需求，其必定成就非凡；反之，如果狭隘偏颇，即便喧嚣一时，终将身败名裂，更有可能遗臭万年。像汉代的杨雄，足以堪称年少得志和才华横溢了吧？但他在《答刘歆书》中，也十分坦承地讲到，当初只是因为进入石渠阁苦读博学之后，才得以佳作连篇。由此可见，文学创作必须仰仗“内才”与“外学”的相辅而成，这是古往今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啊。像曹操也曾经在评价张某的文章时说过：“张子之文为拙，然学问肤浅，所见不博，专拾掇崔、杜小文。所作不可悉难，难便不知所出。”类似这一段话所指出的：那些自身学识浅薄，却偏爱攀附名家名作，由此产生的经不住推敲盘问的任何篇籍，不过都是孤陋寡闻的典型案例罢了。
自古以来，堪称经书典籍者，莫不是情志义理醇厚，内含“事类”辞章浩瀚。所以文学天地，既是各类奇异才华的展示，更是多种渊博学识的竞技。自杨雄、班固之后，文坛之上，各路英才俊杰，极尽个人之能事，如同捕鱼围猎一样，肆无忌惮地搜罗经典语句，大张旗鼓地网织经典篇籍。但是，无论天资多么聪慧，唯有博学多识，才有可能独占鳌头。因为单凭一只狐狸的皮毛，不可能集腋成裘；鸡爪虽属美味，却需要采食众多，才可能真正饱餐知足。然而，即便达到博学多识者，还需有精益求精的锤炼和警醒，尤其在选用“事类”的言辞篇籍时，务必稽查核实，只有真正做到了表里如一，才有能够相得益彰，进而会有心想事成的结果啊。例如三国时期，在曹魏的刘劭《赵都赋》中有“公子之客，叱劲楚令歃盟；管库隶臣，呵强秦使鼓缶。”用以佐证官职不在高低，只要足够机智，同样可以成就国家大事的道理。如此用典，不但合情合理，而且恰到好处。由此可见，文章中使用“事类”的关键问题，就在于要与作者意欲表达的意愿和需求，必须契合的恰如其分；这就如同车轮轴承上的插销，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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