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 战天斗地深翻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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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战天斗地深翻田 (第1/3页)够不够二百六。这是当时一个家喻户晓的口号。其实这就是一个国家制定的政策，当然也许是我们当地的土政策。这是一个口粮分配政策：就是不管够不够吃，不管大人小孩，每个人一年的粮食口粮都是二百六十斤。现在看来，每年是三百六十天，一天不够一斤粮食，而且干得都是强度很大的体力活，根本不够吃的。如果一年的工分值连口粮款都交不上，折算下来，连这么点粮食都分不够。爱国粮是一定要交的，集体储备也要足够留的。而能分配的口粮就是这么多。孩子多的人，有的小孩吃得少，勉强够吃，但粮食款又交不够，常常被扣口粮。没有孩子，像我这样的，虽然缴粮款没有问题，但是，根本就不够吃。当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种现像并不是现在才有，过去同样有。不过现在的对策往往是个人对公家。过去的对策是集体对政府。干部们就千方百计地想办法：自留地的面积是固定的，但他们可以借口地的质量不好，就给多分一些。当时别的副业是不让做，但鼓励毓猪。路边的街上经常写着一个口号：大养其猪。报纸上也有，鼓励大家毓猪。还给毓猪的人家分猪饲料地，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干部们就在这上面做文章。只要有人家毓猪，往往都能分到很大的一块猪饲料地。这样往往弥补了口粮的不足。这就苦了猪了：猪饲料地产的粮食，那可怜的猪是绝对吃不上的。它们平时吃的就是泔水和青草。只有到被杀头的那一个月，才能吃点给它们分的地里产出的猪饲料，真正的最后的晚餐。那时候的猪一年才能出槽，猪肉的质量特别好，一家燣肉，左邻右舍都能闻着肉香，跟现在的猪完全不是一个档次。但虽然猪肉好吃，没有哪家舍得杀一头猪吃的。一头猪能卖五十块钱，还有布票，甚至还有饲料补贴，可以到城关粮站领一定数量的玉米，是一个家庭重要的收入。几乎每家每户都毓猪，至少毓一头。但多了也毓不起，因为每天都要去拔猪草，还要给队里干活，只能在下工后上工前，间歇的时间来毓猪。
我们这里是山区丘陵地带，不适合种小麦，主要种的是玉米高粱。所以一年四季几乎很难吃到白面。种上一点小麦，还要上缴爱国粮。生产队再截留一部分，分给社员们的口粮里很少有细粮。人们对白面馍馍和面条的盼望，就如同穷光蛋想吃到鱿鱼海参一样。干部们也不例外，他们更想吃点细粮。生产队的粮库里是有小麦的。如果要想吃到这些小麦，唯一的办法就是加班。全体加班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夜战。所以每到秋天，往往要进行收秋夜战。本来根本没有必要，不加班秋收也能顺顺利利地提早完成。但是上上上下心照不宣，都达成一种共识，不进行夜战秋庄稼是收不完的。
那年的秋天，玉米长势良好。下午在收工的时候，杨明成站在地头大声对大家说，今天晚上要夜战刨玉米。大家回去把小镢头全部准备好，不要到时候耽误工夫。松动的要固定牢，谁要耽误了就别想吃到夜战饭。
加班本来是苦差事，但我们听到晚上要加班夜战，简直高兴得比赴宴还痛快。龙口夺食本来是指夏收的，但由于我们这里小麦产量少，就把这个词搬运过来，把秋收夜战也叫作龙口夺食，完全是名不副实。
很多人晚上就攒肚子。所谓的攒肚子就是不吃饭，让肚子空着，等到下一顿饭，就能多吃点。夜战饭是管够吃的，而且是让人流涎水的面条。这种诱惑，让大家不顾健康，很多人连晚饭也不吃。而且收秋是重体力活儿，要等到干完活才能吃的，至少要在12点前后。但因为嘴太馋了，重要的是不用吃自己的，不吃白不吃，少吃白少吃。
我当然也是这么想的，吃晚饭的时候，父母都在吃，每人一条窝头，只有一盘干腌菜，那就是全家的副食。我也攒肚子：虽然也想吃，但想起那白花花的馍馍，那细长细长的面条，就觉得不能吃这个亏。家里的窝头吃多了，就给生产队省下来了。重要是这么好的好饭，不知道下一顿在什么时候，在哪一个地方才能吃。我强忍着，不愿意吃家里的窝头。但母亲心疼我，用筷子敲着碗说，饭是公家的，命是自己的。要干差不多四个钟头的活，你不吃饭饿坏了，你要生了病让谁管？我们都老了，还得靠你的，你要把身体折腾坏了，我们靠不了你，你又靠谁去？
父亲也说，少吃点可以，但不能不吃的，因为你是去干活的，不是赴宴席的。
在他们的劝说下，我掰了一块窝头，用筷子槣起盘子里的干盐菜，把那块窝头吃进肚里，垫了垫底。
晚上，全体劳动力被集中到上坪里连夜收割玉米。每人拿着一把小镢头，每人两行，站成一排，齐头并进。只见朦胧的夜色中，玉米叶子在每个人的头顶上摇晃着，随着人们手中小镢头地飞舞，一株株玉米，像喝醉了一样倒了下去。每隔一段，把刨下的玉米秆一秿子一秿子地收拢在一起，成为一小堆，等到明天上午让妇女们来掰玉米。
一开始，大家都卖力地刨着，我手中的小镢头挥舞着，感觉到力气蛮大的。但渐渐地大家都没有力气了。谁也知道，晚饭吃得少，或者就根本没有吃。队长杨明成大概也饿了，他喊大家休息一会儿，我们便坐在砍倒的玉米秸秆上，大口地喘着气。
不知杨大队长晚上给我们吃什么？王和平问旁边的刘虎平。
羊肉萝卜臊子荞麦面，李三成笑着说。
过油肉馍馍鸡蛋汤，我在旁边也附和着说。
做你们的美梦吧，刘虎平说，这些年你们谁吃过这样的饭？梦见的吧？顶多是几碗干调面，有没有菜还说不定呢。要不就是滒锅面，就算有菜也是萝卜丝土豆丝南瓜条。
大家过足了口瘾，不得不继续再起来干活。大家都互相询问着，抬头看看天上的月亮，不知道现在几点了。因为按照惯例，往往要干到午夜12点才能下工，不然就有骗取吃夜战饭的嫌疑。全村只有杨明成一个人有手表。他是退伍军人，不知道是退伍以后有的还是部队上就有，反正神气得很。谁要关心时间，只能问他。当然家庭好一点的人，家里还是有一块马蹄表的。
好容易熬到12点，随着杨明城说了一声，下工了，大家如释重负地拖着疲惫的双腿，连小镢头上边的泥土也懒得去擦，冲着村东头的杨明成家走去。
院子里摆着几口大锅。队长老婆和几个妇女已经按时把饭做好了。我们赶紧放下手中的工具，连手也没有洗，每个人拿起箩筐里的大碗和筷子，就到锅里去捞面条。我自己也捞了一大碗，来到一张桌子跟前。上边的小碗里放着几样调料，有醋酱油和盐，连点腌菜都没有，真正的干调面。大家纷纷圪蹴在院子里，大口大口地馕着。我虽然吃了半块窝头，但肚子里早饿了，筷子槣面条，一个劲儿地往口里扒拉。本来是早就盼望要吃的面条，应该细嚼慢咽，细细地品味才对，但这样狼吞虎咽，根本吃不出面条的滋味。我由于吃了半块窝头，吃了两大碗，就觉得快饱了，又用筷子调了半碗，加了点佐料，吃了几口，觉得太胋了，就又槣了一筷子盐，吃了两碗半。
王和平边吃边给我们谝他的饭量如何大。刘虎平听着，没好气地说，赶紧齺你的饭脑汁吧，要是齺得慢了，你就等着饿肚子吧。
他抬头看了看锅里边的面条确实是不多了，吓得赶紧停下嘴，大口大口地往嘴里边扒拉着面条，一连咥了好几碗。
回去的路上，很多人挺着个大肚子，一步一步地慢慢走着。不知道谁吃了几碗。王和平说他肚子疼，不断地按压着肚子。李三成对他说，你是吃多了，不敢停下，还是要多走几步，慢慢地消化了就不疼了。我想这不是活受罪吗？还是我的母亲有先见之明，让我吃了点窝头，不至于因为白吃饭吃多了，让肚子跟着受罪。
虽然要付出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但对我们来说是求之不得的。可杨明成绝不傻，他好容易得来的权利，绝对不会因为吃一顿饭而被剥夺的：这事不能多干。要让上级知道了，你们白天不好好干，专门搞个夜战来吃集体的饭，完全就是弄虚作假，欺骗上级。
收秋以后，一直到第二年春天的农历三月，差不多有五个多月，是农家最清闲的日子。本来我们受些穷也就罢了，还有五个月的休养生息，积攒体力，还能迎接下一年的农活。但那时候要战天斗地学大寨，要变冬闲为冬忙，轰轰烈烈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立刻就展开了。主要是深翻土地，而且还不能一个生产队单独搞，要大兵团作战。有一种热闹辉煌轰轰烈烈的效果。每年冬天往往把全大队的人集中到一个生产队去搞深翻土地运动。
那年冬天，轮到在我们村搞深翻土地运动。这种大兵团作战，往往要安排在公路边，能让上级领导看到，能让记者拍到。而我们的村子正好在公路边，非常适合这样的大兵团作战。
工地上人山人海，红旗招展。青年突击队，铁娘子战斗队，猛虎下山队，甚至还有老大娘战斗队。一面面鲜红的旗帜插在公路两边的山头上，迎着凛冽的寒风，呼呼地飘扬着。高音喇叭里不断地传来战天斗地学大寨，虎头山上展雄风的歌声，鼓舞着士气。
公路两边的田地里，以生产队为单位，划成一块一块的，分兵作战。
我穿着一件破棉袄，里面也没有衬衣，根本挡不住往里边灌的寒风。就用一根麻绳紧紧地捆在腰里，这样能挡一挡寒气。
我拿着一把十字镐，跟大家一起使劲地刨着地。一镐头下去，只能挖出一个手指头大小的土块。土地硬得像铁块，都发黑了，根本刨不动。那时候天气异常寒冷，马路上都冻得裂开了缝。根本不像现在温室效应，冬天不冷，夏天也不太热。
这样的效率实在太低了。可能中午时分县里和公社的检查团就要过来。几个队干部急得脑袋都快要炸裂了。支书刘明柱把吴兆成和杨明成叫到一块商量对策，还把李三成也叫来。李三成自从被开除红卫兵组织以后，因为表现良好，虽然杨明成对他不感冒，但支书和主任很看得起他，把他任命为青年突击队队长。他们商量的结果就是，用火来烤。
于是我们纷纷放下手中的工具，四处寻找玉米秸秆。把它们抪在地里，放在冻土上。人们纷纷拿出火柴，用玉米叶子把秸秆点燃。一时间烟雾滚滚，火光冲天，就像到了枪林弹雨的战场上，给这场战天斗地的战役，增添了热闹非凡的景像。
随着浓烟的散去，坚硬的冻土终于有些松动。我又重新拿起镐头，使劲地刨了起来。果然比刚才要容易得多。我首先在三个侧面，掏一条小缝，然后再正面用镐头深深地挖下去，使劲儿一撬，就可以撬起一大块冻出来，把冻皮揭掉，剩下的就是虚土。别的弱一些的劳动力和妇女，用铁锹铲着往下深翻，至少要翻到两尺，本来要求深翻到一米的，大家偷工减料，翻到两尺也就停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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