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百零五章 世纪庭审，风云激荡！
第八百零五章 世纪庭审，风云激荡！ (第2/3页)
罪的重要抓手，特别是在做边境的一些涉外毒品案件中，相当多的被告都来自金三角。
弗里德曼这样的老法官自然严谨，他继续流程：「被告以及辩护人（defense
counsel），是否申请回避？」
「不申请。」
「不申请。」
「好，被告。」弗里德曼点头，推了推眼镜，单独看向路宽，「本院需确认三件事，第一，你是否在庭前至少十五天前收到起诉书，并明晰内容？」
「是。」
「第二，你的辩护人是否已向你逐条解释起诉书所载的若干项指控，以及你在每项指控下的权利？」
「是。」
「第三，按照《联邦刑事诉讼规则》第11条，本院需确认你当前的精神与身体状态足以参与本次庭审。你双目失明的情况，是否需要法庭调整任何程序安排？或者就此提出新的动议？」
男子依旧对答如流，毫无犹疑：「不需要，谢谢法庭。」
这里涉及到一个庭前的非法证据排除问题。
也即如果路宽作为被告在笔录中做过不利於自己的陈述，现在是可以以受到刑讯逼供而失明为由，申请非法证据排除的，这在国内一般是於庭前会议提出。
但本案中，侦查机关FBI显然不敢在两大国以及全世界的注视下搞刑讯，路宽的笔录里当然也都是不认罪的内容，也就没有必要多此一举，至於其他证人和同案犯是否遭受刑讯，不在此刻调查之列。
不过就像此前路宽不要求用母语开庭一样，这个回答又叫弗里德曼松了一口气。
对於这位七十多岁的老头来讲，抛却所有的立场、国别、倾向不看，今天出现在现场的这位被告，确实是一个让他不得不暗自点头的人物。
深色墨镜遮住了那双失明的眼睛，但墨镜下方那张脸有一种真正经历过风浪之後沉淀下来的从容。
他坐在被告席上，脊背挺直却不僵硬，双手自然地搁在桌面上，既不紧张地绞在一起，也不刻意地摊开以示坦然，就那麽放着，像坐在自己的剪辑台前等一段素材渲染完毕。
弗里德曼从二十多岁开始执业，先是做了二十多年的律师，又当了三十多年联邦法官，见过形形色色的被告和当事人，有嚣张跋扈的，有瑟瑟发抖的，有满嘴谎言的，也有故作镇定的。
但眼前这位被当局指控为窃国大盗的艺术家————身上有一种罕见的豁达与洒然。
他明明可以利用自己失明、外国人身份、舆论关注等处境给庭审制造无数程序上的麻烦，申请翻译拖延时间、以身体状况为由要求延期、以非法羁押为由申请排除证据，但他一项都没有用。
他没有利用那些合法的权利去增加庭审的难度，而是选择了最直接、最坦荡的方式来面对这场决定他余生的审判。
这在无论国内还是国外的法庭上，都是毋庸置疑的加分项。
法官再怎麽强调自己要秉公执法、不受主观印象影响，也终究是人，是人就会有同理心，会不自觉地欣赏一个在重压下依然保持尊严的人。
陪审员们也是如此，他们被告知要依据证据来判断，但也会在心底里给那些坦荡、从容、不耍花招的被告多留一丝善意。
而这一丝善意，往往就会在评议室里，在证据天平两端摇摆不定时，成为不可言说却决定走向的砝码。
弗里德曼又相继问了几个问题，半小时的程序性发问很快过去，这也是张维为此前在直播中表示第一天的庭审不会太有波澜的原因，因为程序性工作就占据了很多时间。
终於，卡林代表控方开始正式宣读起诉书。
「起诉书共列四项指控。」
「第一项，违反《间谍法》—被告在获得授权登舰拍摄电影《球状闪电》期间，未经授权拍摄并传输了小鹰号航母的电磁频谱数据及舰载机调度参数，该等信息属於涉及国家防御的受限信息，且被告明知该等信息的敏感性。」
「第二项，违反《国际武器贸易条例》—一被告通过其实际控制的鸿蒙系企业，在无人机研发过程中，从我国境内多家供应商处违规进口了受该条例管制的军事级惯性导航元件及光学瞄准组件，且未取得国防贸易管制局的相应出口许可。」
「第三项，规避外资审查委员会审查被告在收购芬兰诺基亚公司无线业务部门的过程中，通过多层离岸架构和关联交易安排，故意隐瞒了收购方的实际控制人身份，以规避外资审查委员会的管辖权审查，构成向联邦政府机构的虚假陈述。」
「第四项，违反《外国代理人登记法》—一被告通过其实际控制的实体，以隐蔽方式取得了社交媒体平台推特的重大影响力，并利用该平台进行超出正常商业范畴的意识形态策动和信息操控，且未按法律规定以外国代理人身份进行登记。
起诉书内容和此前大同小异，只不过在几大国安和意识形态罪状之外，又由协诉人补充起诉了一些商业犯罪，但不算是今天双方真正关注的焦点。
弗里德曼看向路宽，目光从老花镜上方透过来，声音平稳：「被告，你是否听清起诉书所载各项指控？」
「听清了。」
——
「你是否理解，针对每一项指控，你都有权保持沉默，有权不提供任何不利於自己的证词，并且有权要求控方在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下证明你的罪行？」
「理解。」
「你是否理解，如果你选择在庭审中作证，控方有权对你进行交叉询问，并且你在庭上的陈述可能被用作不利於你的证据？」
「理解。」
弗里德曼点了点头，在案卷上记了一笔，然後抬起目光：「被告，针对起诉书所列的四项指控，你如何答辩？」
路宽微微侧了一下头，望的方向没有焦点，但人人都看得出他是看向卡林。
「不认罪。对所有指控，均不认罪。」
这个回答并不叫人意外。
「有详细的答辩内容吗？」弗里德曼问道。
「我在具体的质证以及陈述阶段答辩。」
「可以。」
老法官按流程看向博伊斯：「辩护人如何答辩？」
「尊重我方当事人的意见，对所有罪名均不认罪，完全是司法部国家安全司等机构的自由心证和违法指控。」
「好，下面进入举证质证环节————」
「法庭！」卡林举手打断了老法官的按部就班，後者点头示意他继续说。
「法庭，控方申请采用主题打包举证方式，将四项国安罪名合并为一条叙事链举证，而非按罪名逐项零散提交。」
弗里德曼抬眼，理由。」
「控方认为，四项国安罪名共享同一核心事实基础——也即被告作为鸿蒙系实际控制人，借《球状闪电》登舰拍摄、无人机研发进口、诺基亚技术转移、推特隐蔽控制这四个节点，构成一个跨越近十年的意识形态策动、技术转移、并惠及外国的犯罪闭环。」
「若按罪名逐项举证，同一批证人如哈维、陈士骏、马斯克等需就重叠事实重复出庭，浪费法庭时间；若打包举证，先由我做总括陈述，再依次传唤证人补全各节点，指控连贯，陪审团易於形成整体心证。」
简言之，就是这种举证方式，方便他们把这位东方窃国大盗的「故事」讲好，叫陪审团尽数知悉。
这和看影视作品和一样，如果分开举证，博伊斯一方定然每一项罪名都重拳出击，届时对於陪审团这些「听故事」的人来说，无异於断章。
一断章，本身就缺乏客观证据的控方，自然就不容易把故事讲得流畅。
弗里德曼很自然地看向博伊斯，後者和他同为两个年逾古稀的从业者，自然心下了然。
「辩护人反对。」
「理由。」
博伊斯笑了笑，像早就料到卡林的诉讼策略：「法官阁下，四项罪名法律构成要件不同，证据标准也不同—《间谍法》要求国防信息和明知，技术转移要求出口许可和军用属性，经济间谍要求惠及外国机构，外国代理人要求登记义务和隐蔽影响。」
老律师全程脱稿，应对如流：「如果打包举证，等於让陪审团在未厘清每项构成要件前，先被控方所谓的的叙事裹挟，违背了排除合理怀疑的逐项证明规则。
元全场这一瞬间都看向弗里德曼，今天诉讼中的第一次小小的交锋出现了。
即便看起来是一个不起眼的举证质证环节，但这样的案情、这样的影响力，比拼的就是细节。
「反对无效，同意控方举证方式。」弗里德曼做出这样的决定甚至不要两秒钟，让台下的班农面色怡然。
「法庭！」博伊斯不甘示弱，立刻举手示意，进行程序性反击：「辩护人及当事人尊重法庭的决断，但如果同意控方进行打包举证，则辩护人申请同步打包交叉询问，不受单独罪名质证限制。」
这又是什麽意思？
把复杂的庭审与程序性诉讼策略拆借而言，如果卡林等人追求的是通过打包举证把故事讲好；
那博伊斯提出的申请，就是为了在一个证人的交叉中同时攻击多项罪名的根基。
比如，现在如果最先落难的哈维已经被对方通过任何方式策反，可能会做出不利於路宽的陈述，那麽博伊斯不仅可以问小鹰号的事，还可以问哈维是否知道无人机进口的事、
是否参与过诺基亚技术转移、是否了解推特控制权的安排————
很有可能在某个问题上会，哈维的证词会在多个维度上暴露矛盾，毕竟他不是专业律师和什麽惊才绝艳的逻辑高手，而这些矛盾又会反过来削弱检方整体叙事的可信度。
这就是博伊斯值钱的原因。
弗里德曼再度沉吟了两秒，颔首道：「同意辩护人申请，控方开始举证。」
卡林对前司法部以及FBI的御用律师博伊斯的能力自然不意外，或者说今天双方对各自的诉讼能力和策略基本也是明牌，关键在於那些没有揭开的底牌，譬如卡林已经从卷宗中抽出的几份文件和照片，以及他即将讲述的「动人故事」。
「证据A—1，2009年10月，伍角大楼娱乐办公室向《球状闪电》剧组出具的正式登舰拍摄回函。回函明确载明：拍摄范围限於小鹰号飞行甲板、机库及部分生活舱室：禁止拍摄区域包括舰桥内部、雷达室、电子战舱室及任何标注机密的设备舱室：剧组所有拍摄器材需经海军安全人员逐件检查并贴封条後方可登舰和离舰。回函末尾附有被告路宽的签名确认。」
他将复印件放回桌面，又抽出第二份文件：「证据A—2：2009年12月8日，即拍摄结束次日，时任布雷默顿海军基地安全官安德森上校撰写的内部备忘录。备忘录记载：拍摄过程中，被告路宽曾多次要求移除舰载机弹射器控制面板上的遮盖物，并以影响取景为由要求进入未经报备的区域；安德森上校予以拒绝後，被告通过五角大楼娱乐办公室副主任大卫·林格向基地指挥部施压，要求将该安全官调离现场。」
「下面是共同举证的多份证据，分别为被告与大卫·林格的通话记录，安德森上校的上司海军基地副司令查德·米切尔的证词，太平洋舰队公共事务办公室之间的电子邮件记录，以及安德森上校的举报信30余封。」
卡林总结道：「以上几份证据的证明目的为：被告在明知自己的行为违规、违法的情况下，仍旧和时任娱乐办公室主任大卫·林格串通，在我方舰艇进行违法拍摄，并在事後对忠诚的安全官安德森上校进行打击报复，造成其被停职、开除，并间接造成其日後的自杀行为。」
他看向弗里德曼和已经纷纷开始皱眉的十二人陪审团：「法官阁下，下面控方申请两位证人出庭，一位是在案发当时任娱乐办公室主任的大卫·林格，一位是已故的安德森上校的母亲，艾莉娜女士。」
严谨的弗里德曼皱眉道：「在上个月递交起诉书并提请证人出庭的申请中，你方列举的三名证人，为什麽这位老安德森，也即安德森上校的父亲从证人名单移除了，只有他的母亲出庭？」
惊！
老法官并不知晓内情的一问，叫博伊斯和路宽两人瞬间心里一沉。
这个世界上会有很多意外，但在这间代表着权力、地位、专业的联邦法庭里，卡林这样一位哈佛出身，在司法部浸淫了二十余年的专业人士的疑似失误，显然不可能是意外之一。
不是意外，那只能是此中有深意了。
旁听席的班农面色如常，只是他变态的兴奋已经交予自己的嘴替卡林来表达了。
後者施施然起身，在法律允许范围内走到陪审团之前的位置，目光诚恳又悲戚地掠过十二位美利坚公民，沉声道：「法官阁下，诸位陪审员。安德森上校的父母，原本在一个月之前就已经被联邦调查局纳入证人保护计划，安置在华盛顿东南区的一处安全屋内，准备随时出庭作证。正是他们多年以来坚持不懈的检举和奔走，才使得被告在小鹰号上的所作所为得以进入司法视野，但很不幸————」
他顿了顿，喉结上下滚动，吞咽着某种难以言说的情绪。
「上个月八月八日深夜，安全屋遭到歹徒闯入。安德森上校的父亲，老托马斯·安德森先生—一位参加过越南战争、荣获过铜星勳章的美利坚退伍老兵，在保护妻子时被歹徒开枪击中胸部，当场身亡。安德森上校的母亲艾莉娜女士躲在衣柜中侥幸生还，今天也是带伤出庭，案件至今仍在侦破中，凶手尚未归案。」（804章）
现场一片譁然。
旁听席中诸人倒吸一口凉气，记者区也不可抑制地响起窃窃私语。
连陪审团席上那干二张原本保持着职业中立的面孔也出现了明显的松动，有人皱紧眉头，有人不自觉地交换了眼神，一位坐在第二排的白人中年妇女微微张开了嘴，像是想说什麽又咽了回去，只是一直摇头。
卡林没有让这片譁然持续太久。
他眼神微垂，声音压低，但法庭里的扩音系统将每一个字都送进了所有人的耳朵：「我想提醒法庭和陪审团注意的是，安德森上校的父亲老托马斯·安德森，参加过越南战争，他的祖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牺牲於太平洋战场。这是一个延续了三代的军人家庭。三代人为这个国家付出了鲜血。而当这个家庭唯一的几子在和平时期因为履行职责而遭到打击报复、最终走向绝路之後，剩下的两位老人仅仅因为想要为儿子讨一个公道，就在安全屋里失去了生命。」
他抬起头，目光平视陪审团席：「迄今为止，案件并没有侦破，我也不能随意置喙幕後主使者。但这确实是一个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悲伤的故事。一位为国尽忠的老兵，一位失去儿子的母亲，一个在沉默中崩溃的家庭————」
「而这一切的起点，就是2009年12月，小鹰号飞行甲板上那几次被拒绝的要求————而已。
「」
旁听席第一排，呦呦突然感到吃痛，但没有惊叫出声，也没有从妈妈手里抽出自己的小手，只是不明所以地看向她的侧脸。
母亲的下颌，紧绷得像一张拉满的弓弦。
呦呦自然理解不了卡林故意装作证人数量提交失误，利用弗里德曼的谨慎，自然而然地讲述出的这个安德森精忠报国却满门灭绝的悲恸故事，会对今天的庭审以及陪审团们带来多大程度的触动。
她又机敏地看向父亲，却没有在他脸上发现一丝异样，姿态松弛得仿佛刚才那番话与他无关。
没有惊讶，没有愤怒，没有慌张。
只是他墨镜後面的双眼已经悄然闭上，心里也和低头奋笔疾书的博伊斯一样，心中同时升起对权贵视贱民如草芥的感慨与荒唐。
也直至此时，他们才搞懂了卡林今天一开场就要求打包举证的原因所在：
他要在自己客观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利用一切有利条件，在一开始就把故事讲好，让十二名陪审员和弗里德曼都先入为主地认定，坐在被告席上的不是一个被冤枉的艺术家.
而是一个恃强凌弱、践踏规则、毁掉了一个三代军人家庭的东方资本家和权贵。
这个框架一旦建立，无论後续所有的证据多麽零散、多麽薄弱，都会被陪审团自动纳入这个已经成型的叙事之中。
这是庭审心理学中最关键的一步：先讲一个能打动人的故事，再用碎片化的证据去填充它，而不是反过来。
诚然，路宽算是一位兼职的顶级演员，心思机敏，性格坚韧，他在法庭上的表现不会叫博伊斯有任何担心；
博伊斯这位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老律师亦然，每一个成功的诉讼律师都有表演型人格，这是职业要求，也是顶级律师必备的素养。
而卡林呢？
毫无疑问，这位美利坚政客的表演能力也很卓着。
如果把今天的庭审看做一个舞台，那麽这三位在一开场就为观众们奉献了精彩的表演。
路宽在表演自己的豁达和坦然，用松弛得近乎冷淡的姿态告诉陪审团，我无罪，也不需要担心；
博伊斯在表演自己的专业和姿态，用精准的反对和程序性反击展示着自己的有备而来一而卡林，则娓娓道来了一个生动的、催人泪下的、三代军人满门忠烈的悲剧故事，让那十二张原本中立的面孔在短短几分钟内染上了同情的色彩。
再去看此刻坐在台上沉思的弗里德曼，以及那十二位公民陪审员，很显然已经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巨大的情绪影响。
坐在第二排的白人中年妇女仍然在微微摇头，她旁边的一位黑人老先生摘下眼镜用拇指擦了擦镜片又重新戴上，不是因为镜片脏，而是因为他需要一个动作来掩饰自己微微泛红的眼眶。
就连第一排那位一直面无表情、穿着深蓝色西装的中年男人，此刻也将目光从卡林身上移开了，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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